中国成都当局向在六四期间被警察打死的一名15岁少年的母亲“赔偿”了7万元人民币。有关专家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是朝积极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这离为六四民运平反，向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六四难属赔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被警察毒打死亡17年后获7万补偿*
周国聪参加1989年民运时只有15岁，他在被警察关押期间因遭受毒打死亡。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为儿子的冤死进行了长达17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最后终于获得了中国政府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海外媒体报道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向六四期间死难人员进行“赔偿”。
*李少民：毕竟是件好事*
美国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中国当局在局部上是认错了。从广义上看，这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不像原来那样残酷的镇压了，正在慢慢地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认错了。”
李少民教授的父亲，前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洪林，曾经被作为六四民运背后的黑手而被关进监狱。
*国内人权活动人士给予帮助*
唐德英获得“困难补助”是和在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黄琦的努力分不开。据黄琦向海外媒体介绍说，4月25日，唐德英前往黄琦家中向他出示了其子周国聪索赔案取得成功的文字依据。
美联社援引黄琦的话介绍说，周国聪在中国政府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之后，被成都公安部门逮捕。成都地区的逮捕活动是中国政府在六四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搜捕活动的一部分。
北京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当时波及全国，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学生游行和示威抗议活动。六四期间，成都天府广场也聚集了很多抗议者，年仅15岁的周国聪当时也在广场上。他被公安部门抓住之后，1989年6月6日至7日之间死于看守所。他的母亲唐德英要求查明死因，追求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并作出赔偿。
黄琦介绍说，2000年4月，唐德英终于拿到他儿子惨死的照片。照片上他的儿子血流满面。
黄琦说，他主办的《天网》网站独家发表了周国聪冤死的新闻。 黄琦说，由于中国政府每逢六四期间都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他于2000年六四前夕被当局逮捕，他创办的天网寻人网站也被查封。黄琦后来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5年徒刑，去年6月4号刑满出狱。
*丁子霖：不意味政府认错*
美联社援引“天安门母亲”运动负责人、儿子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被打死的前中国人大教授丁子霖的话说，她们编撰了一个有186名六四死难者的具体名单，但周国聪不在其中。
丁子霖以及她所领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六四之后一直在奔走，呼吁中国政府能够承认在六四期间打死了一些无辜民众，并且对这些死难者进行赔偿。“天安门母亲”近年来几乎每年都被推荐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
丁子霖表示，这次周国聪母亲获得的是“困难补助”，而不是“赔偿”，丁子霖说，政府称为困难补助，显然意味着政府并没有对天安门事件认错。
李少民也谨慎地告诫说，这次成都有关官员给唐德英的赔偿名义是“困难补助”，这说明中国当局还不打算为六四运动平反，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向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打死的学生和市民进行赔偿。
*刘晓波：仅获7万补助不公*
曾因参与六四民运而遭关押的学者刘晓波也对海外媒体说，在中国，一名矿难的家属也能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而一名15岁的孩子在六四期间被警察活活打死，却只获得区区7万元人民币，这是不对的。
不过，黄琦对海外媒体表示，虽然这次案件由一个政治性案件变成了一个民间索赔案件，但难属拿到了实际好处，终究是件好事。 他还说，7万元人民币确实不是什么大钱，但如果去唐德英家中看看，知道她目前的生活状况，就会知道，不要说7万元，即便是7千元，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美国国务院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清查1989年镇压事件中死亡的民众人数，并且释放因为和六四有关而被监禁的200多人，重新审核对抗议者的司法判决。
美国方面要求受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称这是中国的内政。
*六四难属不应放弃努力*
李少民教授表示，尽管中国政府还远远没有打算为六四事件平反，但是，受害者家属要求索赔的努力不应该放弃。他说：“受害的家属不应该放弃，不管多少年都不应该放弃。象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内的难属，她们这些人都是非常值得敬佩。她们这样抗争，当然是因为亲人被害，但是她们这样做实际上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少民教授还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案例法。一个法官判了一个先例，其他案例都要依此办理。而中国是成文法，局部的一个法院判了一个案例，在全国没有任何示范作用。不过，如果慢慢地全国有100个类似这样的案例都平反了，那就有可能逐渐推动法律的改变。
黄琦表示同意。他说，柏林墙的崩塌，始于第一块砖的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