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最近召开了2006年全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先看看中国媒体是如何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卫生部长：绝不允许见死不救*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李星）卫生部长高强高强在1月7日召开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作为“重大历史任务”。他说，当前一些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严重，盲目扩大规模和追求经济效益，医药费用持续攀升，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他还强调，“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
高强在全国卫生会议上谈到了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院不能见死不救等问题。但是，新华社记者并没有具体报道。
*看病贵：67天550万元*
路透社在报道高强讲话的时候，透露了中国一家东北医院收取天价医疗费的事件。路透社的报道说，最近几年来，医疗费用高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抱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民众看病或者靠自己掏腰包，或者要依靠中国尚未成熟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多医院进口有些根本就不需要的昂贵医疗设备来增加医院的利润。
路透社报道说，上个月，翁文辉的天价医药费的事件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翁文辉在东北哈尔滨的一家医院里被治疗了67天之后病逝，留给他的亲属一张高达550万元的账单。卫生部长高强承诺要严厉惩罚相关医院的官员。这些医院管理人员被指控篡改病历，向病人收取不必要的试验费和治疗费。
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从每人11元升到442元。而在同期，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从32%下降到15%。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没有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的需求。政府对民众基本卫生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高强承诺要减少不平衡的现象。
*卫生资源分配不公*
中国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象有多严重呢？北京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在一篇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
报告指出，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城乡差距。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一些农民无奈地表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据中新社援引中国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农村36%的患病的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原因很简单：看不起病。今天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病造成的。中新社承认，如果一个农民家里有人生病，不但使全家债台高筑，沦为绝对贫困，甚至连累相关的亲戚都受到影响。因此，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就只有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原因不用说，一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全靠自费，二是农村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和人员，三是药费和治疗费用太高。
中国医疗不均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这85%没有保障的人群中，主要就是处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下岗职工。
和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数千人才拥有一个医疗卫生人员相比，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干特殊保健群体。这个高干医疗保健，更是耗费着社会巨大的医疗资源。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曾经在两会提案中以湖北为例说，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正厅以上干部8000元/人。进过中国医院的人都看到过这一现象：很多医院破烂不堪，住院病人十来人挤一间病房，紧张的时候还在楼道临时搭病床。而另一方面，这些医院却都有高干病房。高干病房分为单人间与双人间，病房宽敞舒适，内设空调、冰箱、彩电、电话、卫生间及热水供应等优良服务设施，并有专线直拨电话，提供电脑上网条件。达到高干地位的官员有病无病随时都会到病房去休养，而有些闹情绪的干部更是长年住在高干病房。
有限的资源被更为有限的人垄断，这种不公是造成广大群众得不到起码的医疗保健服务的症结所在。中国领导人在反击海外舆论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权。一些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问题的观察家指出，公正合理地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提供医疗保健正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崔广顺：为儿治病倾家荡产*
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都注意到，卫生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不准医院见死不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不久前发表一篇长篇通讯，谈到了中国的医疗危机，并且详细介绍了中国医院因为病人钱花完了，就把病人赶出医院大门的故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那天，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提醒崔广顺说，如果帐上的钱用完了，他儿子德洁用的那种有可能挽救他生命的药就得停。
这就是中国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医疗体制带来的严酷现实，如果不先交押金，医院就不给病人治疗。
崔广顺的妻子杨德银从离北京500来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牧场乘长途汽车到北京，照料他们唯一的儿子。为了节省住宿费，几个星期以来，她就在医院一处候诊室的塑料椅上过夜。
而在内蒙古的家里，她丈夫到处找村里的邻居和亲戚东挪西借，筹到一点钱就寄到北京维持儿子的治疗。杨德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医院一个装着触摸式电脑显示屏的走廊里排队，等着查查儿子的帐户上还剩多少钱。
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崔广顺和杨德银已经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即使他们儿子的白血病在医学上很有希望治好，他们也可能永远筹不到足够的钱给他治疗。医院估计，德洁的病要完成第一阶段六个半月的疗程大约需要18,500美元（人民币15万元），这笔钱对这个年收入不到350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元）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这个家庭52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和中国大多数人口一样，崔广顺没有医疗保险。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崔广顺靠在他家的红砖房门口说，儿子生了这场病已经让这个家倾家荡产了。他已经把今年种的土豆全部收下来卖掉了。玉米也全部收了，已经卖掉了大部分，只留下一些够全家过冬蒸馍吃的。他说：“我只能把德洁接回家等死了。”
这对夫妇为挽救儿子的生命而苦苦挣扎的情景正是中国医疗保健系统危机日益加剧的一个写照。即使是在北京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有数百万人面临同样的危机。 德洁的主治医生谢静认为医院严格坚持现收现付的做法是必要的。她说，如果病人的医院帐户上没有钱，我们就只好停止给他们治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医疗保健制度，就是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在美国，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而需要紧急救助的话，仍然可以在任何医院的急诊室得到紧急治疗，绝对不可能发生把病人推到门外的情况。对于低收入的人口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口，美国政府分别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id)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使他们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而且最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在讨论对美国健康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的种种方案。
在欧洲国家，政府医疗保障系统覆盖一个人。日本也实行普遍医疗保险制度。
但中国不是这样，病人如果拿不出足够的钱先缴上押金，常常只能拒绝治疗，哪怕患者需要紧急救治。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政府官员承认，中国医疗体系的巨大缺口使德洁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卫生部1998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病人是自己主动要求出院的，主要原因是帐户上没钱了。在农村地区，有30%的死亡儿童是在家里而不是医院去世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拿不出钱让他们住院。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洁今年9月底得了感冒。在这之前的几周，他总说自己很累，肚子疼。第一位诊治大夫给他验了血，但是没发现任何异常，只给他开了一些胃药和感冒药就打发了事。但到了9月底，德洁已经面黄肌瘦，连上学的力气都没有了。第二位医生又给他验了一次血，但还是没找到原因。 崔广顺赶紧把孩子送到承德市的一家大医院，乘公共汽车需要5小时。那里的大夫告诉他一个如雷轰顶的消息：孩子得了白血病。医生建议他赶紧到北京，去中国最好的儿童医院诊治。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崔广顺回忆起得知孩子得了癌症的那一刻，他站在街上失声痛哭。德洁抬起小手，给父亲擦去眼泪。“我的心都碎了，”他说。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亲戚们都说，德洁是个勤学上进的好孩子，总在呆在家里，不出去乱跑。崔广顺一直盼着孩子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德洁能流利地背诵课本，让他深感自豪，他还向人夸口说德洁对一些段落甚至能倒背如流。
10月初的一天，崔广顺带着孩子跨进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大门。德洁昔日红润的小脸现在一片惨白，曾经敦敦实实的身材现在骨瘦如柴，父亲把他搂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婴儿。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崔广顺除了指望政府救助，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村长拒绝了他贷款的请求，说他的抵押物--房子--根本一钱不值。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也没帮上什么忙。“中国每天都有人死，”崔广顺说，书记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他本以为孩子要被判死刑了。但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直言不讳：“只要有钱，孩子就能救过来。”他回忆着大夫的话，“如果没钱，就只能等死了。” 除此之外，医院里似乎也没有人指导这对农村夫妇应付异常复杂的程序--甚至当触摸显示屏显示他们每天的花费相当于近一年的收入的时候。“在医院，钱比手纸用的都快，”崔广顺说。
*大病救治费 沉重的社会负担*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大病救治费用迅速膨胀，已经成了一项沉重的社会负担。崔广顺谈到，他们村1996年才通电，大约30多户家庭中一半都背着自身难以承担的贷款，而那些没有贷款的人根本就没有余钱可用。当地妇联在电视台呼吁为他家捐款，每一次有人身患重病时妇联都这么做。德洁的同学们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还有一次，崔广顺从家里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北京来探望孩子时，司机没有收车费，售票员还组织那趟车的乘客捐款。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医疗成本的沉重压力让越来越多刚脱贫的人又迅即落入贫困境地。38岁的崔广顺已经破产了，债务已经超过了他10年的收入。可以想见，借给他钱的亲戚和邻居的处境也变糟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有关医疗费用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 涛 已经承认这是个社会难题，并将改善医疗体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优先内容。
11月底的一天，崔广顺最终放弃了--他付不起孩子的所有医疗费。他回到内蒙古的家里，收拾一下空空如也的屋子。他和妻子就是在这里结婚的，现在还有几样他们视为珍宝的物品：一只热水瓶、一台小电视、一套红色的沙发。窗根底下就是一张中国北方传统的热炕。
崔广顺的故事还不是单独的。中国青年报还报道过更耸人听闻的事件。青年参考在评选2005年十大社会新闻的时候，把活人被送到火葬场被列为头条新闻。
中国青年报写道：2005年，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神舟六号成功升天，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对外长袖善舞，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青年报：过时制度扭曲人伦*
中国青年报说：然而，在盛世繁华背后，还有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因其出人意料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真实故事反映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 人，仍在承受着令人心酸的命运，某些过时的制度安排仍在扭曲着人伦---这些是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不能漠视，也不应容忍的。
中国青年报所编辑的2005中国十大社会新闻的头条新闻是10月27日，46岁的尤国英被她的亲人送到了殡仪馆，就在准备进行火葬时，细心的殡葬工人发现她眼角淌下泪水，她的手还在微微地动。一起火葬活人的悲剧避免了。3天前，在浙江省台州市打工的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短短3天的治疗，几乎花尽了全家的积蓄。无奈之下，全家商量放弃治疗。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家属哭着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尤国英女儿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那样的打工家庭！
*新三座大山* 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曾经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过医疗。一些中国民众甚至把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称为新社会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