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位居东亚的岛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它作为一个侵略者，同时也是历史上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战败者。
从战后的废墟里重生，日本今天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也从往日的军国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但是，战争的阴影对日本和它的邻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公明党参议院议员远山清彦说：“今天日本和其它许多地方的国家都维持着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和邻国的关系却非常、非常的糟糕，无法维持一种真正和平的关系。”
一直到今天，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历史仍然影响着它和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
研究所学生佐藤千美说：“对好多日本人来说，靖国神社是一辈子都不去的地方。”
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说：“能够彻底让历史问题告一段落的那代人已经所剩无几，他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挑战，就是如何去解决他们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
世代交替的同时，战后的新生一代也对过去的历史有了不同的看法。
东京上班族村田由里说：“我不想跟任何人道歉，我也不觉得我该负责。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跟今天的日本实在相差太远，我不认为我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为当时的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是道歉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作的事。”
在二次大战结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人能够摆脱过去历史的阴影吗?
富士见中学距离东京拥挤的新宿地铁站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武井诚是初中二年级的历史老师。
二次大战结束60年来，日本提倡反战和平教育。然而它的亚洲邻国来更关心的是，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日本如何教育自己。
武井诚老师说：“我有三个孩子，从20岁到24岁。当我问他们对二战的看法时，他们告诉我，自从认识一些中国和韩国朋友之后，(他们)发现有关这段历史他们学的并不够。实际上，学校有在认真地教课，但课堂里的教育方式无法让这些历史活生生地出现在学生面前。”
武井诚老师说：“每隔四年教育部就会举办一次审核会，所有的出版商都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他们的策划。从这些策划中，教育部将通过8到10种历史教科书。不同的学区将从这些通过审核的历史教课书中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来使用。”
四年前，日本教育部审核通过了一本带有争议性的中学教科书，它不仅引起日本国内的关注，更引发亚洲不同国家的抗议。
武井诚老师说：“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部份，书中的写法就让人觉得这是一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的事件。书里面还有许多传说和神话，让学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么是神话。另一方面，(这本书)却强调战时日本军人英勇的事迹，好比偷袭珍珠港事件等，似乎在扩大日本在二战中的功绩。”
曼斯菲尔德基金会执行主任哥登.菲雷克说：“讽刺的是，教科书问题其实是一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都只有一种版本，代表政府的历史观。日本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观。和美国一样，由很多不同的公司相互竞争。这是一个开放市场制度。”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导官千叶明说：“日本许可这些教科书出版并不是意味着日本政府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观。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允许它们发表它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有思想的自由，表现的自由，过去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发动了战争。所以，战后的日本最珍惜这个自由。”
武井诚老师说：“但是我更担忧这个社会开始变得保守，开始接纳这种历史课本也能够存在的想法。”
独立记者中平真由果说：“现在我在制作和日本国歌和国旗有关的新闻。”
中平真由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报导有关教科书的争议问题，但今天这位独立记者则把她的精力集中在另一个议题上。
中平真由果说：“2004年，东京市政府透过市教育厅宣布所有的官方和学校活动都必须要举行升国旗的仪式，也必须由钢琴伴奏国歌。它们一共宣布了12项规则。学校也收到通知，如果有老师不遵守这个新规定将要受到惩罚。”
中平真由果说：“60年前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天皇、国歌和国旗对当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是一切的中心、最高的准则。许多老师对现在的日本国歌和国旗曾在二战中有那么不同的意义感到反感，他们不愿意起立。”
中平真由果说：“这整个事件所引发的议题就是如果你不盲目地跟随大众就会被整个社会排斥。这让我联想到二战时那种不能擅自发表意见的环境。”
如果教科书和升旗事件是最新焦点，那么位居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则是长期以来一触即发的导火线。
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说：“去靖国神社参拜和美国总统去阿灵顿公墓致意有着类似的意义，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靖国神社是在1869年由当时的日皇明治为了纪念在日本内战中阵亡的士兵而建造的，今天，它成为纪念所有日本战死军人的场所，一共有240万阵亡军人的名字列入神社的纪念名册中。
1978年，14名在二次大战中被判刑的甲级战犯悄悄地被纳入了神社中。
二战退伍军人森重浩一说：“我来靖国神社主要是因为这里祭奉着我死去的战友们。”
三浦岩雄和森重浩一在二战结束时是两位18岁的青年。
二战退伍军人三浦岩雄说：“我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任何人想来参拜都可以，不该是个问题。最要紧的是对死人要抱有纪念的心情。”
然而在纳入战犯后不久，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国际法庭非法并残酷地判处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战犯，并试图为这些战犯翻案。此后，连日皇都再也没有踏入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场所。
在邻国的抗议下，历届的日本首相对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抱着谨慎保守的态度。但自2001年开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四次参拜靖了靖国神社。
日本国会参议院自民党议员小林温说：“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说，靖国神社同时祭奉战犯和普通军人并无不妥，这也不影响我们在参拜的同时去体会和平的重要。中国和韩国不能体会这点，我想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跟他们解释。”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导官千叶明说：“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表示他们同意靖国神社表达的历史观，他们想安慰在那里纳入的灵魂。在靖国神社里面没有什么牌位，这点有很大的误解。日本神道没有什么牌位。这个‘神’字跟中文里头的‘神’字涵意又不一样。这是日本独特的一个概念，死者哪怕是好人还是坏人都经过净化仪式就变成一个神。他的灵魂就要回到神社了。”
日本国会参议院公明党议员远山清彦表示：“要是小泉首相在清晨四点钟单独去靖国神社，说他心里想说的话，拜他想拜的人，然后开始他作为首相一天的行程，我没意见，这是宪法给他的权利。但当他代表一个官方和公众人物去那里，就是问题了。”
山下千景是一位在战后出生的歌手和舞台演员。她对二战的了解主要来自她母亲的故事。山下千景说：“我从母亲那里听了许多故事。她当时在工厂里做事，有时会看到美国电影。当时母亲的想法就是，日本又不像美国那么强大，为什么要宣战?难道就是为了打一场必输的仗吗?连续几个月，她每天被逼着练习竹矛。当母亲听到日本投降时觉得真是一场闹剧。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和许多战后出生的一代相同，山下千景对战争和靖国神社有她自己的看法。
山下千景说：“举个例子，如果到美国的阿灵顿公墓或越战纪念碑，我可以理解。但是靖国神社的情况不同，在这里对战争的自豪感和对杀害无辜百姓的罪恶感混杂在一起，结果变成一种复杂的情结，有时难以面对。但在国际上，我们有责任去解释这种所谓‘特殊’的情结。如果连一些年轻的政治家都说靖国神社是个特殊的地方却又不去解释它特殊在那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对他们代表人民感到羞愧。”
同志学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嗣说：“我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因为他对那里有强烈的理念，他主要还是为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因素。”
许多观察家认为小泉纯一郎之所以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兑现他在选举前对退伍军人组织许下的承诺。
日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细野豪志说：“亚洲的反日情绪为日本内部引发一股民族情绪。它提升了小泉政权的民意支持度，因为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不对外来势力低头。”
在邻国的压力下，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态度拒绝停止以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2005年4月，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反日活动。
同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临时取消和小泉首相的双边会晤。中日双边关系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庆应义垫大学助理教授神保谦说：“在决策阶层，中国和日本都在玩一种双方能够了解的政治游戏，但是有一个问题，日本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变得无法控制。为什么中国要用那么强硬的言辞来针对日本？为什么小泉无法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退步？那都是因为双方的民族情绪被激发了。日本和中国进入了一个危险期。双边关系不是由双方的领导层和外交决策人员决定，而是控制在双方民众的手中。这是非常困难的阶段。”
二战结束到今年满60年，但是，日本在战败以前的侵略邻国行动从而扩大到世界战争却是从侵略中国开始的。1937年，日本进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芦沟桥发动攻击，引发第二次中日战争。4年后的1941年，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美国武力正式介入太平洋战区。
二战退伍军人平精介说：“当时在军队里灌输你的就是要为国牺牲。举个例子，当时在海军教导就是‘什么时候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死。你应当为国捐躯’。现在回想起，我们都被洗脑了。”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导官千叶明说：“日本为什么发动侵略呢?我们日本人要好好地反省。当时日本非常傲慢，自尊心非常的强烈，而且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媒体也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老百姓无法知道他们面临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时日本老百姓也支持政府发动战争。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
宫川良知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他的故乡京都。京都是日本仅有的两个没有遭受盟军轰炸的主要城市之一。
宫川良知说：“1941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与日俱增，当时社会上的气氛就是你不加入军队就不配当日本人。”
宫川良知说：“当时我在厚木市的空军基地，也就是麦克阿瑟第一次降落日本的地方。15号那天大家聚集听着扩音器播放的广播。我记得我在忙着挖防空洞，我听不到天皇在说什么，但是从周围的气氛我立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我们分成两半，一半的人说战争结束，我们可以回家了。另一半大多是年轻的军官，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能投降，我们得继续跟美国人打下去。我是第一半，我只想回家。”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盟国代表们的面前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
投降后，日本受到盟军的管辖。主管所有事务的是美国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
美国乔治城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凯文.朵克说：“麦克阿瑟首先考虑的还是战争问题。不要忘了他在菲律宾待了那么久，身边的人刚打完一场艰苦的战役。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彻底地瓦解日本的军事制度、解散日本军队、以及把日本民主化。”
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说：“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宪法是由当时盟军起草、日本之后采用。在他们当年起草宪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确保日本再也无法对别的国家使用武力。”
凯文.朵克说：“1950年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发现美国的日本政策很快地在改变。新的政策不仅是维持日本的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基础帮助美国打韩战。”
辰己由纪说：“当韩战一开始，美国发现它无法同时兼顾韩国战场和管辖日本，它也意识到它需要后勤支援。于是日本的自卫队就在这个情况下成立了。”
韩战结束后，冷战开始。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扩充，美日双方在1960年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得到美国的保护，美国则以保护日本的安全为由，获得在这一地区永久驻军的权力。在维护双方利益的架构下，日本从美国二战时的敌人变成美国的最佳盟友。
曼斯菲尔德基金会执行主任哥登.菲雷克说：“我想把日本定位成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属国太简单化。虽然日本会对美国的压力低头，但是最终的决定是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的。日本向美国靠拢，那是因为这符合它的国家利益。”
曼斯菲尔德基金会计划总监卫斯登.小西说：“许多老一辈的日本政治家对日本邻国和亚太区域的安全抱着和平的态度，但那一代人已慢慢消逝，改由新的一代来接替。”
远山清彦是公明党的参议院议员。
远山清彦说：“我们太过于仰赖美国的保护。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能期待美日之间有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呢?”
小林温所代表的自民党在过去60年来一直是日本的首席政党。
小林温说：“过去10到15年来，美国和日本都在寻求一种新的平等夥伴关系，也在寻求如何自立。在新的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未来的政界会有很多变化。”
而细野豪志的民主党则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
细野豪志说：“议会里有代沟问题的存在。年轻一代的政客了解我们必须考虑历史因素，我们不能说日本过去作的是对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让历史因素去阻止我们建设一个正面的未来。”
尽管隶属不同的党派，这些战后新生代政客与他们上一代不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目前他们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去修改宪法。
同志学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嗣说：“60年过去，日本人民在这个宪法下生活超过半世纪。在这个宪法下我们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这代表我们接受这个宪法。但是这个宪法中存在了一些不符合当今局势之处，所以我们应该修改。”
其中如何重新诠释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发展军事力量”引起了最大的争论。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秋山信将说：“如果你光读宪法第九条的文字，你会发现日本根本不允许拥有任何军事力量。但实际上日本拥有一个自卫队，它的实力也足够影响这个区域。”
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说：“简单的说，目前根据对第九条的诠释，日本可以保护自己，防备外来的侵略。但是当日本的友邦和盟国受到攻击时，日本不许动一根手指。这就是现在最大的争论。”
但在冷战时期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美日双方合作的基础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安保条约，并要求日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展开合作。包括履行联合国宪章第51条集体自卫的权利。
庆应义垫大学助理教授神保谦说：“在法律上我们有集体自卫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去执行它。这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
神保谦教授说：“9/11事件之后重建伊拉克和派自卫队去印度洋，这些都是在80年代之前日本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2001年，日本通过反恐特别法案，派遣驱逐舰和油轮向驻印度洋的美军部队运送补给，打破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的先例。2003年，美日海军首次采取联合行动，前往珊瑚海搜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联合军事行动引起了邻国的关注。
曼斯菲尔德基金会执行主任哥登.菲雷克说：“日本重新诠释第九条，让它在国际事务上跟美国更积极的合作。但问题是如果美国要求日本再更进一步，日本会怎么回答?亚洲有两个爆发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日本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何协助美国?而最敏感的就是日本在台湾海峡争端上的角色。”
日本与东亚各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是否会在北韩核武扩散和台湾海峡问题上再次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线?
公明党的参议院议员远山清彦说：“日本在1945年以前一直实行军国主义。从他们那时候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不愿意看到日本重蹈旧径，再次变成一个军事力量，这是危险的举动。”
一些人担心，如果日本过多参与盟军的军事行动，日本将会面临被重新卷入战争的危险；而另一些人认为，日本要是不更积极地参与同盟的各项事务将会被美国抛弃。
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说：“我想，民意不会支持日本政府派兵和美国军队一起上战场打仗。虽然60年过去了，但是日本人民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就算那些赞成日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人，包括我在内，对自卫队直接上战场的想法都有强烈的排斥。”
同志学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嗣说：“承认日本拥有集体自卫的权利并不表示日本将会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使用这个权利。日本只能生产40%的食物，60%要进口。在能源问题上，日本只能自己生产20%的石油和天然气，80%要靠别国供应。日本是个非常脆弱的国家。就算日本修改宪法，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它在军事上的威胁非常有限。”
野中章弘是亚洲记者国际组织的发起人。
野中章弘说：“中国或许会成为亚洲的新军事力量，但要是日本重新发展军事，那是在自我毁灭。”
曾在东南亚地区担任战地记者长达20年的野中章弘今天还在多所大学任教新闻学和危机处理。
野中章弘说：“战后60年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说，那是一场解放亚洲人民的战争，不是侵略。赞成那种看法的人近来的确增加了。这反应了民众开始保守起来。”
近10年来，类似野中章弘积极反对日本介入国际事务的日本人从主流变成非主流的角色。
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策划总监卫斯登.小西说：“并不是日本民族主义高涨，而是日本左派势力衰退，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衰退。”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秋山信将说：“苏联解体，中国也开放市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日本政治上传统的左右对立，也就是社民党和自民党的对立，也完全瓦解。从这方面来说，日本左派完全失去了它的影响力。日本左派向来是宪法第九条忠实的捍卫者。它们失去权力，呼吁维持现状的人也失去它们的重心。”
60年过去了，日本是否会继续作一个战后信奉和平至上的国家、还是重新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道路、抑或是找寻一条中间路线？
亚洲记者国际组织发起人野中章弘认为：“我觉得日本人应该低调一点。很多日本人惶恐，似乎经济衰退代表世界末日。我并不认为日本需要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和韩国经济相竞争。更重要的是和平。这是我们学到宝贵的一课。要是能秉持这一点，就算日本经济不发达，亚洲其它国家也会比现在尊重我们。”
在这个广场上聚集了来自日本各地的中小学生，这里是他们郊游旅行的必来之处。
广岛电影局协调西崎智子说：“这个公园和博物馆的所在地在战争前是市中心。大约2600多人居住在这里，有700间小旅店，几家电影院。”
1945年的8月6号，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城市。
广岛幸存者冈田惠美子说：“我听到飞机声，我以为是日本飞机。我和我弟弟跑到院子里，我看到飞机受到日光反射闪闪发光。之后我的眼前一花。”
同样是幸存者的冈田三口说：“因为是个大晴天，我用手遮住我的脸。我看到一束美丽的光线，有点蓝，有点黄，大概是辐射线。之后我的脸就爆炸了。”
清晨8点16分，一枚4000公斤重的原子弹在广岛市500公尺的上空爆炸，8万人当场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武器，人类的战略模式从此改变。
前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馆长高桥昭博说：“在我往河边跑的时候，我看到身上叉满碎玻璃的男人，看到女人的眼珠子吊在脸上，小孩的肠子挂出来，还有没有皮肤的小孩，坐在他死去母亲的旁边一直哭。我不知道他怎么活的。看到那么多人，我却什么也不能作，我只能一直跑。”
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在位居广岛市南方的长崎。
二战退伍军人平精介说：“我在18号那天被遣散。我从东京搭火车回家。在路上才听见广岛遭受原子弹的袭击。后来我又听到长崎也被袭击。我非常担心我家人的安危。火车到了广岛就无法再开下去。我看到广岛的废墟。我一直往回家的方向走，走到我曾经是我家的地方，全部被毁灭了，我家人全死光了。”
平精介说：“许多平民在长崎爆炸中死了，长崎人会一直强调这件事实。但有时我会想，要是没丢下原子弹，那还会死多少人战争才会结束。我个人的看法是，投原子弹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让战争早点结束。当然我无法和长崎居民说出这种看法。”
长崎原爆资料馆馆长多以良光善说：“如果说这个经验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在经过长崎爆炸之后，人类再也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广岛和长崎的身上，世界领导人才认识到原子弹给人类带来的大毁灭。”
贞子是每个日本小学生都知道的名字。
广岛电影局协调西崎智子说：“贞子两岁的时候被炸。她一直都很健康，直到12岁。在日本，如果你摺出一千只纸鹤，你就会康复。医院诊断她受到辐射线的影响得白血病，在她摺到六百只纸鹤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来这里的小学生都会带着他们摺出来的千纸鹤，献在祈祷世界和平的贞子雕像前。
这位来自东京的小学老师表示：“学生们对博物馆的感觉就是非常可怕。我相信他们从博物馆里的展示里了解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在没来这里之前，他们是无法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带他们来。”
60年前同时扮演侵略者和原子弹受害者的角色给今天的日本带来对战争的排斥与恐惧和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情结。
中学老师武井诚说：“我认为大家携手交换意见最重要。我们能够从德国经验中学到很多。他们的学生学了很多有关集中营的历史。而日本则着重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历史。但那些是我们受害的历史，和德国不同。我们应该教导学生日本如何伤害别人的历史。”
亚洲记者国际组织发起人野中章弘说：“在我去年去卢沟桥参观抗日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个数据，是1931到1945年中日战争里中国人民的死伤总人数。数据的真实我无法考证，但这是中国人民所学习到的数字，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事实。当我问我的学生，知不知道正确的数字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就算最好的大学里也一样。答案是三千万人。这个例子显示学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带来的伤害，他们不知道，因为学校里没有教他们。”
在年老一代思绪中的是过去。
二战退伍军人永末千里说：“如果你去读那些飞行员的遗嘱，你会知道表面上他们说勇气、荣耀、为国牺牲，但他们内心真正在想的是他们的家人。”
广岛幸存者冈田惠美子说：“很多人死了，而我还活着，有时我感到愧疚，但同时我认清我作为发言人的责任。如果我不继续谈论我的经验和看法，那我就完全失去我活下来的意义了。我一直告诉年轻的学生们，他们活在现在是幸福的，不像南京大屠杀、冲绳岛、二战、越战和伊拉克的小孩们。”
而新一代关心的则是他们的未来。
原田明子是住在东京的上班族。
原田明子说：“我有些韩国朋友。当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想让自己因为过去的历史而对她们产生怜悯感，因为那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不愿意让受害者意识破坏我们之间平等的关系。”
原田明子说：“正因为我不和她们说我对不起你，我住在日本的韩国朋友才能坦诚地和我谈她们对日本的看法。而我也可以平静地听着她们。因为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我们才可以沟通。”
村田次郎是一位时常到中国旅行的摄影师。
村田次郎说：“有一次我去中国旅行碰到一位老太太，她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当她发现我是日本人后，她对我说，我恨你们日本人，滚回你的国家去。我没有生气，因为她是受害者，她对日本人的感觉或许永远不会改变。我了解日本曾是侵略者，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日本今天持续受到抨击，我也无法为它辩护。虽然我认为一昧抨击是件愚蠢的事，但我也不能反击。”
今后日本该如何走出历史的阴影?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又该如何抛开过去、展望未来、让世界重新接纳日本?
美国乔治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部主任凯文.朵克说：“以日本的经济影响力、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上的影响，它或许早应该在联合会安理会上拥有永久席。为什么它没有？我想这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疑问。为什么要拿我祖父辈的战争来控制我们的未来？他们想的是未来，而有些人只希望日本人活在过去。”
在纪念战死者的追悼中，二战退伍军人、神风特攻队队员大田计佐治说：“我非常肯定年轻一代绝对不会为国家牺牲。他们不会了解我们，他们的想法和我们那时太不一样。没有什么人愿意加入自卫队。你看看鹿见岛的市区里，年轻人聚集、跳舞、和女朋友牵手。当年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事情。老实说，我羡慕他们，和以前太不同了。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因为你可以享受人生。我真希望我是现在才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