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基金会执行主任哥登.菲雷克说：“讽刺的是，教科书问题其实是一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都只有一种版本，代表政府的历史观。日本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观。和美国一样，由很多不同的公司相互竞争。这是一个开放市场制度。”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导官千叶明说：“日本许可这些教科书出版并不是意味着日本政府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观。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允许它们发表它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有思想的自由、表现的自由，过去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发动了战争。所以战后的日本最珍惜这个自由。”
长时间观察教科书问题的亚洲记者国际组织的发起人野中章弘则认为，虽然教科书问题与言论自由有关，但是日本的确需要加强对二战的历史教育。
亚洲记者国际组织发起人野中章弘说：“在我去年去卢沟桥参观抗日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个数据，是1931到1945年中日战争里中国人民的死伤总人数。数据的真实我无法考证，但这是中国人民所学习到的数字，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事实。当我问我的学生，知不知道正确的数字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就算最好的大学里也一样。答案是3千万人。这个例子显示学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带来的伤害，他们不知道，因为学校里没有教他们。”
这本不卖座的教科书今年在改编后打算卷土重来，重新通过教育部的审核，再次引发亚洲国家一阵反日情绪。武井诚老师担忧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保守，开始接纳这种历史教科书的想法。
武井诚老师说：“我认为大家携手交换意见最重要。我们能够从德国经验中学到很多，他们的学生学了很多有关集中营的历史。而日本则着重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历史。但那些是我们受害的历史，和德国不同。我们应该教导学生日本如何伤害别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