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电视新闻主播布罗考对二战思考

汤姆.布罗考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新闻主播。他于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南达科塔州，1960年进入电视界。布罗考1966年加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部，担任驻洛杉矶的主播。他先后担任过NBC晨间节目“今日”的主持人和NBC驻白宫记者。布罗考于1983年开始担任“NBC晚间新闻”主播和责任编辑，直到2004年退休。他所主持的晚间新闻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

布罗考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录和传播二战老兵们的事迹，并在年出版了畅销书《最伟大的一代》。

从1974年起，布罗考曾经多次访问中国，曾经独家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今年秋天，他计划再到中国各地采访。

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美国万花筒”制片人初晓最近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全国广播公司总部“NBC晚间新闻”演播室里采访了布罗考。

初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有什么异同之处？战后对人们心里上的影响怎样？

布罗考：我认为在美国，人们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家都去注意欧洲战场了，因为那里的新闻报导最多，新闻界报导欧洲战场也比较容易，所以大家注意得也就多一些。

太平洋战场则非常广大，从缅甸跨越太平洋到菲律宾群岛，再到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还有日本对中国蛮横的侵略，后来是珍珠港事件。所以我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完全理解太平洋战场的深度和广度。

初晓：您在其他国家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其他国家的二战老兵，他们是不是也有伟大之处呢？

布罗考：这很有趣。我现在很关注中国和日本之间重新发生的冲突。我一直想把这个问题放到欧洲战场的背景当中来比较思考。

在欧洲，赢得二战胜利的美国和盟国(俄罗斯除外)主动地去接近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把它们带回国际大家庭，帮助它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中国在抗战之后又经历了自身的革命，所以情况很不不同。中国同外界隔绝开来，没有发生象美国同西欧那样的关系。

中国采取的政策固然是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美国外交官的短视行为。大家都知道杜勒斯国务卿拒绝同周恩来握手，那是我们拒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那时候的世界是在几条不同的路上跑车。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终于有了在当时不曾有过的关系。

初晓：有人把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相比。你是否认为这两次事件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来讲确实有相比较的基础？

布罗考：我认为在美国受到袭击这一点上来说是可以比较的。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很幸运，除了南北战争之外，没有在美国境内发生过战争。而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个可怕悲惨的创伤，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

除了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我们没有遭受过外部力量的袭击。在早期的殖民时期，英国人要保住美洲殖民地则是另外的情况。所以我确实认为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之间具有可比性。它大声唤醒人们去面对危险世界的新的现实。9/11的恐怖袭击是用无辜者的生命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所以这场新的战争的条件是立即显现的。我们知道我们卷入的是什么样的战争。

在珍珠港事件中，我们是同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开战。现在，我们的敌人更加无形。这种模糊的、影子一样的敌人叫做恐怖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效忠于对伊斯兰教的一种极端的解释。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而有些国家被认为还是我们的盟国，主要是指沙特阿拉伯。所以这两个事件有共同之处，也有鲜明的区别。

初晓：我读了你的书，注意到你用了一些词句来形容当今美国社会的年轻人。你说，有些价值观今天已经不时兴了、或者衰败了。您对现今的美国年轻人怎么看？他们对二次大战的看法或者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一般看法怎样？

布罗考：我写了这本书(布罗考所着《最伟大的一代》)后，有些年轻人常问我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他们祖父们的生活。我认为，这正是触动他们和震惊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祖父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同家人分离了多长的时间，后方的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没有汽油，没有新汽车；粮食都送给前线的士兵吃了，美国国内的肉和奶制品却要实行配给；你汽车的轮胎旧了，却买不到新轮胎。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我们吃不到糖果和口香糖，因为这些都是军用品了。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都很吃惊，对于他们祖父那一辈人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在美国我们所缺失的一点就是要让一般民众明白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从而作出某种牺牲。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石油。我们在中东的存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那里的石油，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消费石油，而没有想过替代能源的事情、或是如何开发其他能源，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些都是我谈到的问题，我希望新的一代能够加以关注。

初晓：我想许多人可能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您把二战老兵这代人称作“最伟大的一代”呢？您以此来作为书名，是不是有惊醒世人的意思？

布罗考：你知道，不论我走到哪都会讲关于最伟大一代人的故事。为什么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一代人呢？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就是这代人的成长期都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的。那是美国经济的真正灾难时期。他们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要一齐努力，为了自己的家庭或是社区的利益做出牺牲。

然后他们又被征召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而那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战争。全世界七个大洲中有六个卷入了二次大战，战争蔓延到所有的海域、所有的领空，夺去了五千万人的性命。

等战争结束，老兵返家之后，他们又帮助敌人重建家园，同时又打造了我们今日的美国、我们今天的生活。他们能够成就这一切的一个原因就是张扬了少数族裔的自由，主要是扩展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的权益。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一代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代。

初晓：你认为将来会有更伟大的一代吗？如果有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你认为战争会塑造伟大的人民吗？

布罗考：不，我想这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一次经验。每当我出席毕业典礼或者遇见年轻人的时候，我都对他们说，“你们也能成为伟大的一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变了，不光是挣钱、玩电脑游戏、或者多买一双运动鞋的事了。我们更应了解时事，在中国、在亚洲、非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有完全志愿的军队，但是这军队和美国人民不像原来实行征兵制的时候那么彼此相关了。过去，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参军。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跟这些年轻人常说，一定要记住那些穿军装的人。他们与你们同龄，却在不惜生命来保卫国家安全了。所以，他们面对着的很多挑战不同于二战时的挑战，但是他们还是具有那种造就伟大的素质。

初晓：在你的书中，你描述最伟大的一代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团结起来的，你觉得现在那种目标和价值观还存在吗？

布罗考：不。我觉得它们已经被淡漠了。我想，现在许多事情比以前好了。比如说，我们有了较好的种族态度，在许多方面，我们在文化上更加包容。我们对女性的志向有了较多的关注。我不认为女人还像当年在我们成长那个时期大部份只是待在家里的人。

但我认为，我所写的那一代更关切他们生活中的必需，而不是我所说的对生活的要求。他们工作是为了存钱，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买什么东西，可不是买来做个备份放在家里，而是取决于他们是不是需要这件东西。所以我想，这些价值我们得发扬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总以为永远不会衰落，总以为明天会更好。其实，历史的教训却是，困难时期总会有的，问题是，这一代会有能力去应对吗？

初晓：在你的书中，你写到了最伟大一代付出的代价和他们的勇气，但是并没有忽略那时候的种族主义，比如说，黑人和华裔美国人所得到的待遇。对于发生在关塔那摩湾还有伊拉克监狱的虐待行为，你是怎么想的呢？

布罗考：首先，我不认为我们了解关塔那摩湾事件中需要了解的每一件事情，我不认为我们了解。我想，应该加强如何对待囚犯和我们所作所为的透明度。假如我们要在国外推广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先在国内身体力行。

我总是举出日裔美国人被送到集中营以及非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深受歧视的例子，但是他们都加入了进来，为国家而战，然后回来坚定不移地结束那种歧视，把国家变得好些。他们并没有放弃美国。在许多意义上，我认为，谈到真正的公民品格和名符其实的伟大，这些例子是最说明问题的。

初晓：在书中，你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每一个人的战争”，并且你说你最喜欢的照片是著名电影明星吉米.史都华(又译：斯图尔特)和普通老百姓一起当兵那张。那么你觉得在现在人们还有可能分享那种不分高低贵贱打成一片的精神吗？是不是世界变得太复杂了？

布罗考：他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共享那种精神了。比如说在美国，9/11之后没有再发生袭击，人们就又有了信心。我担心他们警惕性不足。公共服务的意义是什么，对国家的义务是什么，怎样支持穿军装为国家做出牺牲的那些人呢？对于这些，人们想得不够。

初晓：在书中你写到：“他们赢了战争。他们挽救了世界。”我知道你在其他国家游历了许多地方。以你的国际经历，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美国的吗？

布罗考：在这次经历之后吗？我想这还没有确定。我想，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很棒很棒的例子要属同盟的力量，为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的力量。让我有些忧虑的是，美国总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以为无论在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美国都会有办法。

我刚从中东回来，那里的人爱我们的国家，他们也想来美国，但是他们不喜欢我们自以为是的感觉，他们不喜欢我们自以为可以到他们所在的那块地方去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我认为这应引起我们注意。我对年轻一代说，他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挑战是找到共同之处。要互相欣赏彼此的文化，努力理解彼此的目标和梦想，无论个人集体。

初晓：在你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主播的生涯中，我确信你感受到了许多你所说的“美国精神”。对你来讲，那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过去60年中它改变了吗？

布罗考：没有，我不认为这种精神改变了。我认为我就是美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我家原来是美国劳动阶层，从乡下来的。我爸爸10岁就辍学了，我妈妈没有上大学，因为她付不起学费。她非常聪明，但是当时正是大萧条年代。不过，他们努力工作，把他们的钱积攒起来，保住家庭没受影响，同时也一直给我们指出正确的人生目标，这让我达到了我所选择的事业的顶峰并且过着我家人当时不可想像的生活。这给了我机会，使我能以多种方式在财务上和其他方面去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因此，我想那种精神在美国还是存在的。我们有些来到这里的移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他们事业的顶峰。这是因为，在美国，我们很少问及你的家世或者你够不够资格加入这个俱乐部。你还是可以开出你的一条路来。

初晓：给我们讲讲你的中国经历吧。(1980年代人民日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汤姆.布鲁考采访)

布罗考：我在那里有许多经历。我1974年去那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而我们并不知情，对于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言，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而他们居然能把基辛格博士、福特总统连同其他人都瞒过了。

然后我1983年又回去了一趟，并且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中国心脏之行》，讲到了变革正在开始发生，监狱改革正在开始，城市正在开始开放。我当时坐火车在中国旅行。我喜欢回到三等车厢里，那里的人是自己带碗面条来吃的。他们坐在硬板席位上。离开北京到南京的路上是很热的，但是我很珍惜当时的每一刻。

1987年，我们又回去拍摄“变化中的中国”。我采访了赵紫阳。他坐在那里，摆着两瓶啤酒，跟我作了长时间的访谈。我去了西藏，在那看见很多人。无论我走到哪里，许多像你一样的青年人见到我就会走上前来，认出我，或者说他们一直都在听美国之音。那是一个相当值得回味的经验。

初晓：你在其他国家遇见过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人吗？

布罗考：我说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从我所有的旅行来看，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中国变化这样巨大的国家。真令我惊叹。现在乡村地区依旧很土气，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很简单。我1983年去上海时，住在老的和平饭店，这饭店50年了都还没变。现在，上海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就好像不断从地底下长出来一样。我老是对别人说，我希望能活到150岁，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弄明白中国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了。

初晓：你还计划再去中国吗？

布罗考：是的，我希望今年秋天再去。

初晓：再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吗？

布罗考：这次我们要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做系列报导。

初晓：谈谈您对邓小平的印象？

布罗考：他总是知道我们要写他的任何事情。他通过翻译说：“你在写我抽太多烟的事，我不想让你再写这个了。”因为他老是不停地抽烟，无论跟福特总统会晤或是在白宫的时候。每时每刻，他都确切了解他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

初晓：你计划采访胡锦涛吗？

布罗考：我们在尝试中，已经交了一份申请。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会十分感谢。(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