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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窗口:新闻自由和审讯的公正性 Free Press and Fair Trial


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回顾一起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凶杀案,这个案子的被告俄亥俄州的医生谢波德因为杀妻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谢波德医生不服并通过律师上诉,案子经过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说,下级法院对谢波德医生的审讯是不公正的,因为陪审团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谢波德医生在重审中被判无罪释放。

*谋杀案的经过和可能的起因*

1954年7月4号凌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乡下,谢波德医生怀孕四个月的妻子玛莉林在家中卧室里被人强奸并杀害,当时她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前一天晚上,玛莉林还和丈夫一起招待亲朋好友在家吃饭。晚饭后,玛莉林上楼睡觉,她的先生睡在楼下的沙发上。第二天清晨,邻居接到谢波特医生的求救电话后急忙赶到他家,发现他摊倒在沙发上,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的妻子玛莉林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卧室里到处都是血。谢波德后来告诉警察,有一名陌生人闯入他的家中并且把他打昏。 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住宅后面的沙滩上。他跑回家后,发现妻子已经被人杀害。但是,由于没有他人作案的明显证据,当地警察怀疑凶手是谢波德医生本人,并且开始对案件展开调查。

1954年8月17号,谢波德医生被起诉和逮捕。10月28号,俄亥俄州法庭开始对谢波德杀妻案进行审讯。俄亥俄州芒特尤宁学院政治学教授杰克·德萨里奥说:“检控方的基本论据是这是一起涉及家庭暴力的案子。他们认为,谢波德医生和妻子的婚姻出现严重问题,谢波德医生因为有外遇而想离婚,在和妻子争吵时失去控制,就用棍子把妻子打死。但是,被告的论据是,谢波德医生没有杀害自己的妻子,另外一个身分不明的人闯到他们的家中杀害了谢波德医生的妻子。”

*媒体报导对审讯的影响*

审讯之前,媒体对谢波德医生涉嫌杀妻一案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导。有些报导直言不讳地把他说成杀人犯,还有些报导说他已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审讯期间,陪审员不但没有被隔离,而且他们的姓名和照片还不断在媒体上出现。警察、检控官、证人、法官以及陪审员的家人不但不避嫌,反而公开在媒体上亮相。新闻报导把谢波德说成是一个搞女人的花花公子。

谢波德医生的儿子里斯·谢波德在他母亲被害时才七岁,他指责媒体报导失去控制。他说:“有一百多天,媒体肆无忌惮地以醒目的头条消息报导我父亲的案子。有的报导指责他有很多外遇,还有的报导把他形容成洪水猛兽,这和致人于死地的暴徒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

1954年12月21号,陪审团判定谢波德犯有二级谋杀罪,并判处他无期徒刑,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审判庭的判决。 里斯的律师特里·吉尔伯特说,媒体报导使谢波德医生无法得到公正的审讯。他说:“从一开始,媒体就对案件的调查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导。报导对谢波德医生抱有偏见,要求将其绳之以法。记者在法庭上随意给陪审团拍照,把整个审讯的气氛搞得乌烟瘴气。谢波德医生没有任何希望被判无罪。”

*谢波德继续上诉成功*

谢波德医生并没有因为在俄亥俄州法院败诉就放弃为自己讨回清白的努力。他继续到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诉讼。1964年7月16号,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谢波德医生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并下令将其释放。谢波德医生在被关押十年后终于获得释放。俄亥俄州凯霍加郡检察官比尔·梅森分析了谢波德医生胜诉的原因。他说:“他们聘请了一位新律师,这位律师名叫贝里,在美国很有声望。他们还从加州请来专家作证。专家推论杀人凶手是左撇子,而谢波德医生是右撇子。另外,法官不允许检控方提出谢波德医生对妻子不忠和他们之间婚姻紧张的事实。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谢波德医生会被宣判无罪了。”

但是,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被联邦上诉法院推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2月同意受理此案。俄亥俄州前检察官威廉姆·萨克斯比在这个案子中代表俄亥俄州政府,他介绍了检控方的论据。他说:“我唯一需要证明的是,媒体报导对陪审团做出的有罪判决没有影响。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克利夫兰一家报纸主张惩处谢波德医生,这对案件的审讯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我提出,陪审员宣誓要独立断案,而且不受媒体的影响,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1966年6月6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八比一的多数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判决说,谢波德医生的案子在俄亥俄州法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因为法官没有采取措施,控制法庭的气氛并让陪审团免受大量媒体报导的干扰。判决要求立即释放谢波德医生,对下令对他的案子重新进行审讯。

德萨里奥教授解释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说:“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谢波德的审讯不公正,因为媒体对于案件的审讯施加了太大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媒体还刊登文章说,谢波德医生就是杀人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在审讯期间,记者被允许坐在法庭的任何位置,而且可以随意给陪审团拍照,并公开他们的姓名。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由于审讯过于引人瞩目,从而使陪审团和法官失去了公正审讯的能力,也使谢波德医生失去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

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传媒学教授乔恩·布鲁斯克进一步分析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中说,媒体宣传如果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就会使被告

无法得到公正的审讯。但是,判决没有解答媒体宣传到达什么程度才算过份以及什么样的新闻宣传构成歧视的问题。”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谢波德医生的判决后,俄亥俄州法庭在同年对他的案子重新进行审讯,谢波德医生终于被宣判无罪并得到释放。谢波德医生在妻子去世后又结过两次婚,1970年病世,去世时年仅四十六岁。

*民事诉讼败诉*

谢波德医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里斯为了洗刷父亲的污点,在1995年10月到民事法庭告了俄亥俄州政府。吉尔伯特律师在民事案件中代表里斯,他谈了为什么要打这场民事官司。他说:“人们心中总是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谢波德医生究竟有没有杀害他的妻子?特别是在克利夫兰,人们仍然觉得他是有罪的,而且他最后之所以胜诉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律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事件查个水落石出的原因。我们发现,有很多证据,律师都不知道,而且很多涉及另一个嫌疑人的情况从来没有被调查过。我们认为,民事案件的审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谢波德医生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俄亥俄州凯霍加郡的检察官梅森在民事案件中代表俄亥俄州政府。他说:“在俄亥俄州以及美国其它地方,当某人受到犯罪指控后,检控方要‘排除合理的怀疑’证明这个人的确犯了罪,而且要对每一项犯罪指控都做出证明。但是,在民事审讯中,谢波德医生的儿子里斯要通过‘优势证据’,也就是略多于百分之五十的证据,证明他的父亲是无辜的。但是,他未能成功地证明这一点。”

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要高,它使用的是“排除合理的怀疑”的举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的举证标准最低,比它严格的举证标准是“清楚并有说服力的证据”。

里斯的律师吉尔伯特进一步解释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采取的不同的取证标准。他说:“在刑事审讯中,问题不在于证明被告究竟是不是无辜的,而在于政府是否能‘排除合理的怀疑’,证实对被告提出的指控。如果有‘合理的怀疑’,就可以做出无罪判决。但是,在民事审讯中,如果要获得赔偿,就必须证明被告是无辜的,由于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做到这一点很难。谢波德医生的妻子被害时,他也在家中,因此无法排除他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

吉尔伯特律师补充说,由于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几十年,很多证人已经去世,有些证据也已丢失,要证明谢波德医生的无辜非常困难。

*谢波德一案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谢波德医生被关押十年后,才判决说对他的审讯不公正,因为媒体报导影响了陪审团独立断案的能力。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而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那么,美国法庭如何既保障言论自由,又使审讯得到公正地执行呢?加州州立大学传媒学教授吉尔伯特介绍了美国法庭的解决办法。他说:“首先是挑选陪审员,法庭要努力确保陪审员不去看有关案子的新闻宣传。其次,法庭可以指示陪审员,除了审讯中提出的证据以外,不要理会道听途说的消息。再者,法庭还可以把审讯地点从被告被捕的所在地转移到新闻宣传没有那么铺天盖地的地方去。”

梅森检察官分析了谢波德一案对美国法律的影响。他说:“谢波德医生的案子以后,在案子进行的过程中, 陪审员接受隔离,不听新闻或读报纸,已经成为全美普遍使用的法律。这项法律在言论自由和公正的审讯之间作了很好的平衡。一方面,仍然允许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报导,另一方面,努力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影响,使他们完全根据在法庭上所听到的做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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