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刚到美国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她先在一个社区大学选了两门课读英文。她父亲韩丁在美国有一个农场，韩丁既是一位独立学者又是一个农民。卡玛帮父亲种地，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并在附近一个小皮鞋厂压鞋底儿自己挣钱，然后就去报考费城的宾州大学，宾州大学破格录取了她还给了她奖学金。
那时候，在美国能讲一口北京话的人实在不多，所以学校就让她在中文系作助教。因为那时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所以有兴趣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学纷纷建立中文系，卡玛从宾州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费城附近一个叫斯瓦斯莫尔的小大学里教中文，一年以后又到波士顿附近的卫斯里女子大学教了两年中文。后来卡玛还想继续上学，就报考了哈佛大学的美术史系，念了一个博士学位。
卡玛的先生叫理查. 戈登, 卡玛说：�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高富贵，一个地地道道中国农民的名字。�卡玛说：�我们是在宾州大学认识的，等我上哈佛的时候，因为他喜欢拍电影，他就老影响我暑假跟他出去拍电影，拍着拍着呢，哈佛念学位的事儿就被挤一边去了，后来我就跟学校请了好多年的假，等把课程念完，博士资格考试考完以后，论文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有个大的架子，我就放了十几年。就是说，我请了十几年的假，翻过头来他们还承认。最后我把论文写完了，还拿到了学位。�
这些年来，卡玛夫妇拍的片子大都是有关中国的。第一部>，是高富贵还在大学读电影专业时，暑假里与卡玛一起到她父亲曾去过的张庄拍的一部大约30分钟的纪录片。 在这部片子里，如同第二次获得解放的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踩高跷欢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这部片子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些奖。卡玛说：�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当然农村踩高跷这种民间艺术使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更让他们感动的是这些人，他们感到跟这些人有一种贴近。�卡玛说：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去拍电影， �他们一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那么他熟悉的程度只能凭着他拍电影的那段时间，能做多少是多少。我跟张庄的关系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去过，是因为我的家庭跟张庄有一个很深的关系，在没有决定拍电影之前我们就去过好几次，经常给他们拍照片，那我先生更是专业的，我就带着他也去张庄，就等于是走亲戚那样。后来等到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已经很习惯我们拿着摄影机拍，所以他们就很自然。�
之后卡玛他们对拍电影的兴趣越来越高，有了这部片子的成功和信誉，他们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拿到了赞助，又去张庄拍了个三部曲。一部叫>，是关于这个农村几代妇女生活的进步。第二部叫>，就是张庄几十年的变迁。第三部片子叫做>，他们拍摄了一位既是祖传中医、又是祖传的天主教徒，村子里一个叫申发胜的人。作为国粹的中医，申发胜在农村可以作为一种中心人物，而作为天主教徒，他又是一种边缘人物。卡玛的影片成功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庭非常矛盾的处境，来探讨中国农村的宗教传统和医疗传统。这部张庄三部曲，陆陆续续拍了好几年，当时高富贵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山西话了，喝酒时能和老乡们用山西话划拳。这几部片子在美国的电影、电视节上都获了奖。 之后他们更是一发不可收；从>到>再到刚刚公演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每一部片子都历经无数的困难，倾注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在Long Bow公司做了23年剪辑的大卫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特别的，它介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美国之间，它不是给你解释中国是什么样的，而是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卡玛说：�我不记得有过什么顺利的时候，我只知道每天都很难，每天都象一个手指头吊在悬崖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一个独立制片的小公司，从筹款到影片完成，可以想见那种种艰辛。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玛说：�我一直感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他们拍出来的东西总有许多偏见，与我眼中的中国，离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离我对我的朋友和我对中国的感情相差太远，所以我们拍东西就保持完全的独立。�
他们所拍的片子都是卡玛和她先生高富贵的共同创作，近年还有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洁明加入进来。卡玛表示，就她个人来说：�因为我在中国美国两种社会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从文化上我是介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从各方面都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所以我想，我对中国和美国都有我比较独特的看法。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就深感美国的一般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太肤浅，偏见太多，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呢，觉得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就希望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更真实更深入的了解，只此而已。�
卡玛说：�我拍关于中国的这些片子是希望给中国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我既不是把中国弄得很理想化，也不是把中国弄得象有些中国的批评者那样一无是处，我是希望有一种平衡，比较真实地把中国的美好、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危机都能够有所表现，我是希望有这么一种全面的角度看中国。�
卡玛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她说：�我希望从一种人性的角度，以一种人类的角度来考查一个具体地方的人们的行为和人们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批评，是从人类和人性的角度来批评的，我并不是想从一种所谓优越的美国来批评恶劣的中国，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也不是我做人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