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以前卡玛和她母亲一直生活在中国，而她父亲William . Hinton(威廉.韩丁)则在1953年回了国。卡玛说：“1953年的时候我父亲回美国了，回到美国以后，他受到麦卡锡的迫害。当时美国的任何一种左倾的或者自由派的，与当时最主流的冷战态度不太一样的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各方面都受到影响。所以我爸爸当时在美国上了麦卡锡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黑名单，而且他被传讯听证，他当时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所有的笔记材料全都被政府给没收了。”
卡玛父亲的护照也被吊销了，自1953年开始，15年之内他不能离开美国。卡玛说：“所以这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在中国呢，我的同学们被他们的父母告之说我们家有问题，不要理我，甚至还有人说我是特嫌，而那时我才16岁。那时候只要你沾点西方的边儿、外国的边儿、台湾的边儿，那你都是特务嫌疑。但是在美国这边呢，我爸爸又因为是左倾，而受到迫害，所以我们是两头不是人，在共产党的国家你是美国特务，在美国你又是共产党的特务，所以这两边也挺有意思，两边不是人。”
就在卡玛和她的家庭日益感到压力的时候，卡玛说：“忽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办公室，说中美关系要解冻，说要把我爸爸从美国请到中国，要开始有新的和美国的接近。一下子全变了，我忽然从特嫌变成了外交部的座上客。忽然变成对我们特友好了。”
卡玛说：“这样，我父亲在1971年春天被请到中国，我爸爸从1953年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我是18年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是1971年春天的时候。”
*卡玛父亲韩丁写>出名* 卡玛告诉本台特意记者说，1947年，她父亲是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去的中国，当时国共双方打内战都占着地盘，而联合国救济的是双方，他父亲被分到北方，在共产党所谓解放区的地盘上。卡玛说：“等联合国救济的事儿完了以后，他对那地方的政策、社会情况都特别有兴趣，就留下来，自己找了一个教英文的职业，后来他所在的北方大学学生都被编入土改工作队。那时，实际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但是有很多偏差，这等于是克服土改中过激过火行为的那么一个工作队。他的学生都走了，因为他是外国人又是不可以参与的。当时他要求，可不可以作为观察员去观察这个过程，后来得到允许，他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山西晋东南长治市附近一个叫张庄的地方，在那儿呆了六个月，做了很多笔记，他对那个村庄一直很有兴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叙述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农民土地改革翻身的故事。他当时是赞同土地改革的，但也没有回避土地改革中各种恶劣的、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和极端暴力的问题。” 至今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一时期，外国人写中国，有两本书很有名，一本是斯诺的>，另一本就是韩丁的>。卡玛说，由于这段经历，所以她父亲对张庄后来的发展，对这村子里他认识的一些人很感兴趣，所以她父亲1971年一到中国就跟周恩来要求到张庄考察，去采访那些老乡。卡玛说：“当时张庄这个地方整个一片武斗，搞得是乱七八糟。当然中国官方就不愿意我父亲去那儿，他们想让他去大寨，因为大寨是一个模范，那时候给外边的人只能看好的不能看坏的。当然我爸爸就说，你们想让我看的模范是假的，后来周恩来就说，那咱们就来一个妥协，你也去大寨，我们也让你去张庄，你先去大寨，后去张庄。”
*韩丁喜欢大寨*
乘着韩丁去大寨，张庄赶忙经过一番整顿，又派去了工作队。但是韩丁去过大寨以后还真的很喜欢这地方。
这一年从4月到11月，韩丁在中国呆了7个月。期间，周恩来好几次接见他。卡玛说：“每一次周恩来接见我父亲时我都在场，其中有一次周恩来就问到我的计划，我说，我父亲回去的时候我要跟他走。周恩来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沾谁的边儿谁都倒霉，当时周恩来以一种非常外交家的辞令说，‘哎呀，你太敏感了，不要走嘛’，可当时我已经很灰心了。”
卡玛继续说：“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什么了，那我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决定说，我到底是要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到我十几岁，我自己可以有主见的时候，因为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我跟我同学们的关系又特别好，也没想到我应该马上到美国去，我还是特别希望在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生活。但是这越来越不可能了，我觉得我变成了我好朋友们政治上的负担，政治上的风险，我年纪愈大一点，就愈觉得那种生活特别不正常，所以我就渐渐觉得我不想在中国待了。”
卡玛的决定与她父亲去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她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而1971年她父亲去中国，正好是个契机，7个月以后，当韩丁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卡玛带回来了，那时，她已经快22岁了。卡玛强调说：“我不能说我是回美国，我是来美国，我回是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