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妇女卡玛 . 辛顿生长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家庭。她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她1949年出生在中国北京，直到1971年她22岁时才回到美国，她曾经生活在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她的家庭和她个人的经历折射了历史、政治，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
卡玛和她先生有一个自己的小电影公司，叫Long Bow，中文名字是长弓。我们约好了采访时间，可卡玛打电话来说有件急事要处理一下晚来一会儿，好在他们公司今天有个小小的聚会。
一位埃塞俄比亚裔、在卫斯里女子大学教电影的教授为感谢卡玛在她电影编辑工作中的大力协助，特地做了一些家乡菜来请大家品尝。公司的秘书呀、剪辑呀、音乐编辑呀、助理呀、会计呀, 各路人马都到齐了。
卡玛的丈夫Richard. Gordon(理查.戈登)是公司的老板兼摄影师。此外还有好几个在这儿实习的哈佛大学的学生。
*哈佛学生做助理*
在哈佛东亚系文学研究专业毕业的上海姑娘小兰在这里实习有两年了，她帮助做翻译、剪辑助理和查找资料什么的，她说：“我看了卡玛做的片子觉得非常了不起。她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教一门课，叫China on film, 我去上过她的课，之后陆陆续续有时就星期五来。”
正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小秦也说：“卡玛的>也是我为什么想到这儿来的原因。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看，有的人都看了好几遍。做电影能做到这样，很了不起，非常难得的。”从卫斯里女子大学毕业的台湾姑娘徐家穗在公司里做摄影助理和编辑助理，她说：“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这儿三年多了，在这之前就对电影感兴趣，后来我有个教授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应该跟他们联络一下，所以就来了。”
*卡玛热心帮助朋友*
卡玛终于到了，她是去帮一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去银行办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位梁女士去年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钱存成了几乎是一种终生的定期存款，直到她59岁时才可以提取这笔钱，现在要更改可麻烦大了。梁女士说：“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她是一个很热心，很愿意帮助朋友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爱助人，而且有那么一种周到的考虑，真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也为有卡玛那么一位朋友感到幸运。”
记得前一阵访问过卡玛在纽约的一位姓林的朋友，她也说过：“我记得75年的时候，有一批从国内来的朋友，她特地从波士顿开车来接朋友。我非常爱她，她对朋友真诚，她对朋友好。”
卡玛和她特殊的经历吸引了不少的人，这也是很多人都想了解的。卡玛说：“我父母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四十年代末比较有理想的美国年青人，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觉得这场革命对中国是必要的，所以他们是认同中国革命的美国人。他们到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是给联合国救济总署作事，我是49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过去当然也有其它的西方人，比方三、四十年代到了中国，也有在那儿出生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上教会学校，而且一到上高中的时候就送回本国去，欧洲呀，美国呀，再继续上学。所以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在四十年代末，就是48年、49年、50年，在中国出生，长到十几二十岁，完全用中文受的中小学教育，母语是中文的西方人很少。”
*在中国读小学中学*
卡玛的母亲史克从四十年代到中国以后就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开始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所以卡玛是在外院附小上的小学，以后她参加北京市的统考，上了101中。但是1966 年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卡玛说：“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在高一的时候就没学上了。一开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要把我赶回家去。那些所谓出身好的干部子弟，当时有几个，不是所有的，他们自命不凡，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领袖，所以就把全班的人都分成左、中、右。划到我这儿，美国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划好了，就给我划了个大零蛋，我就入另册了。”
但是，也有些同学对她非常好。可是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卡玛说：“后来我就要求，能不能就随便到个工厂干活去，我不愿意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我还是愿意参与，愿意作为那个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大家都说我是美国人，但是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那时候英文几乎不会，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唯一的环境，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环境。”
*在工厂当过学徒*
由于受到这种强烈的不愿意被隔绝，想过正常人生活愿望的驱使，经她一再要求，终于批准她到人民机器厂去当学徒工，之后又到过光华木材厂。
那些年，中国越来越左，越来越排外。在学校跟卡玛很要好的同学也受到了家里的压力，倒不是说他们的家长对卡玛个人怎么样，就是觉得沾一个外国人的边儿对家里，对个人都不利，入团入党这些事都受影响。和卡玛要好的几个同学对她说，家里要他们不要跟她来往，当然卡玛这些同学也不听家里的话。卡玛说：“大家那时候都挺不在乎的，我的朋友们，我特别感激他们，他们冒一种当时所谓政治生命的危险，来和我作朋友，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友情，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