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谈六十年酸甜苦辣**
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经历了“穷过渡”的波折与折腾，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其中有苦难、有辛酸，也有快乐跟自豪。
*姚监复：从此看人看事‘一目了然’*
姚监复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军官家庭，父亲1949年随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起义。中共夺取政权后没有亏待姚监复一家。他本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四个妹妹也都学有所长。但是，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们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
姚监复说：“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一晚上把我母亲活活打死。我母亲的祖母是黄兴的亲姐姐，湖南人的性格刚烈。另外大概逼她承认是特务，她又不是。分开打的。父亲没死。让他回原籍。他已经耳朵听不见了。第二年，我们农技院的专案组又去逼他，说是‘你儿子是反革命。’第二天，全公社开会斗争。(后来他)上吊了。我跟我们四个妹妹都是劳动下放。斗我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我说了一句话，‘江青有病。有人建议毛主席和江青离婚。’这是64年的。我就告诉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到了68年的时候，他揭发了。第二天，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十年文革，一直处于在地狱里的状态。给我留下的一个纪念呢？就是一拳打到我眼镜上，把眼镜打坏了，右眼打瞎了。从此以后，看人看事就‘一目了然’了。”
姚监复后来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他说，比起“文革”，中国正在变好、已经变好、明天应该变得更好。他表示，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应当遗忘。
*章立凡：幸运与不幸都在经历之中*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也有类似经历。不过，他受到冲击的时间更早。他父亲是1957年的所谓“大右派”章乃器。章乃器原来在香港经营房地产，1948年响应中共号召奔赴东北，准备参加新政协。章立凡说，他父亲当时很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觉得共产党治理国家很有前途。1949年10月1号中共建立政权后，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待遇不错。但是，章乃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章家的情况就变了。
章立凡说：“从我父亲这个角度，他待遇降低，另外就是还有些司法迫害，用一些官司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从我个人来讲，在学校受到歧视，‘黑五类’等等。我中学是在清华附中，也是红卫兵的发祥地。 （记者：有没有吃苦、挨打？）也有啊！有群众专政，我也都经历了。(记者：下过乡吗？) 下过，去过内蒙呼伦贝尔。我的好处就是，大家受过的罪，我也都跟着受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的幸运与不幸都在我们的经历之中。我们的不幸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不幸，当时的中国人一样都共同经历了。由于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比较早地反思体制，比较早地觉悟，这可能是我们的幸运之处。”
章乃器后来得到平反，可是章立凡却由于发表一些反思历史的文章和与当局口径不太一致的言论而经常被当作敏感人物。章立凡说，60年来，他感到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感到最悲伤的日子，就是1989年6月4号那一天。
*杨德禄：没见过这么多钱呀*
杨德禄的经历与前两人不大相同。他过去是集体生产下的人民公社社员，现在则是北京乡居楼酒家和南官庄园的老板，有600亩耕地，要在过去也算得上是大地主了。他儿子曾在荷兰留学，还娶回一个荷兰媳妇。杨德禄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如数家珍。
杨德禄说：“过去社员在生产队里面干活，天天拿着铁锹、拿着镐，到地里头去种白薯、插秧。干这一天的活儿，才挣多少钱？我记得很清楚：一毛七厘七。因为过去我父亲是会计，每年的春节前到我们家那大土炕上，好多会计，啪啪啪啪，算珠非常悦耳，但是打来打去，到年底这么一算帐，社员和家庭都该生产队的，没有往回说拿钱的。为什么穷呢？每天你抗着锄头，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干指定的农活。什么都不让搞，就是地里刨食。排着队，军事化，唱《东方红》，早请示、晚汇报，晚上还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拖拉机也好，大车也好，只能往地里送肥。你想是拉点买卖，这不可能。一拉买卖，就资本主义道路了。家里头养几只鸡，下几个蛋。我母亲带着我卖一筐鸡蛋，回来买点油盐酱醋，在文化革命还给检举揭发了。因为做这点事，我们家还给抄家了呢！从什么时候生活就产生变化了呢？实际上还是这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关键是政策变了。原来不允许的东西，现在都允许了。你像农村的一些个人可以买汽车了，买汽车搞运输，自己可以做买卖，也可以办工厂。跑业务的，拿着送人家的钱，好家伙，这通点，点一遍不成，还点两遍、点三遍，点着点着，梆梆，撞到电线杆子上了，撞一个大包，回头又跑啦，高兴的！过去他没见过这么多钱呀。从改革开放以后，村里面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
杨德禄后来当上了工人，再后来就和哥哥一起创办了一家太阳能公司，叫“九阳实业公司”。现在，哥哥继续办九阳公司，他则办起了农家乐。他的乡居楼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餐饮企业”。
*鸳鸯：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恢复自信*
回顾过去60年，大学教师鸳鸯说，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恢复了自信。而对他自己来说，他感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考上大学。
鸳鸯说：“我所能看到的最大的成绩， 就是中国人好像恢复了一点自信心。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真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被人尊敬的民族的一个成员。这一点可能是和49年比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批能够通过高考考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农村里面考取了大学，那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那个时候呢，高兴就是高兴在这儿， 而不是说好像是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呀。”
*谢启大：两岸之间界限是否慢慢淡了*
谢启大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她出生在中国大陆，满月后就跟父母去了台湾。她当过小学老师，也当过法官，还从事过司法改革运动，后来从政，参选立法委员，曾任新党党主席。去年，她参加并通过了大陆司法考试。她说，她很期待“十一”国庆节北京的阅兵式。
谢启大说：“在台湾，也就是在我们的两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和蒋经国先生--他们在主政的时候，我受的教育。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我自己也以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荣为傲。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参加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庆的阅兵，是10月10号。当然，那个时候，对岸，也就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我们两边是敌对的。随着最近这20多年两岸的往来，两边的敌对的状况减轻。这个时候，我已进入了台湾政坛。当时的执政人其实正是所谓的有台独倾向的，像李登辉或者是陈水扁。虽然我是每一次也会被邀请参加国庆阅兵，可是我从来就不会去的。这一次，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阅兵，我自己就很想参与，我是很想去坐在那边去感受一下，我们两岸之间的界限是不是慢慢地淡了，是不是我们能够不以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敌对的国家的态度来看待这次阅兵，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国庆，大中国的一次阅兵，一个大中国的一个崛起，和大中国的一个所谓的国力的展现？我比较会希望用这样的态度来看。”
关键词：建国60周年，姚监复，章立凡，杨德禄，鸳鸯，谢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