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尔·塞缪尔（Sigal Samuel）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编辑，专注报道宗教事务。几个月前，她意识到，中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事件是今年宗教领域最重大的题材。
作为一个犹太后裔，塞缪尔从小便听长辈讲述纳粹大屠杀和逃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她听到人们说，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能再发生”。
她问自己：“到了公元2018年，怎么可能还有100万穆斯林被关在集中营，而外界却没有人每天为此发声？”
塞缪尔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她有责任将维吾尔人的故事告诉天下。她写了一系列有关新疆的文章。8月的一篇报道引述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教授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话说，在中国，“宗教信仰被看做一种病”。
“现在，他们把再教育营说成是‘医院’，是为了治疗思想，就像发现、摧毁病毒的医疗手段接种疫苗一样。他们想把这用于全体维吾尔人，杀死极端主义的病毒。 但这不是给人打一针就了事，而是把他们关在恶劣的环境中，一连几个月，” 米华健在采访中说。
这篇名为《中国像对待精神病一样对待伊斯兰教》的文章发表后引发的反响令塞缪尔始料不及。
“让我心碎的是，当我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我的推特上涌入了上百条评论，很多人说，太好了，中国做得对，这就是一种精神病。”
这个星期，美国之音发表了新疆“再教育营”幸存者米娜的证言，讲述了她三次被捕，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以及“再教育营”带给她的身心创伤。
“无底线地胡扯，”一位网民留言说，“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安居乐业的，她可别在国外给中国少数民族丢人现眼了。”
“编得太假，能骗过移民局吗？”另一条评论说。
在近700条评论中，持这些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隔天，中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中国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子在撒谎，一定是有什么人在教她这样说，她可能是想获得在美国的难民拘留资格，或者是有人向她许诺了别的好处。”
努瑞·图尔克（Nury Turkel）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主席。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疆。父亲去了劳改营，母亲在“再教育营”生下他，没指望他能活下来。
作为一位能阅读汉语的维吾尔人，图尔克经常浏览中国境内的一些网站和社交媒体。他没有发现一个对维吾尔人持同情态度的汉人。
“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将维吾尔人描绘成假想的‘国家公敌’。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很成功，”他说，“汉人们过自己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标签，他们没兴趣探讨这个问题。”
图尔克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他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新疆出现过一段相对自由、经济发展、文化复兴时期。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为这一切画上句号。2001年9/11事件后，政府的宣传口径发生急转。
“突然之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也是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说。
自那以后，新疆迈入真正的寒冬。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以“国家安全”指控被抓捕。强迫同化等政策导致当地暴力事件激增。这些暴力事件加剧了民族敌意，也引发了更多压制性政策。
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斯塔法·阿克约（Mustafa Akyol）说，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制政权以消灭“伊斯兰极端主义”为借口，替他们的暴力、迫害行为辩护。中国政府发起的这场消除维吾尔人身份认同、文化、宗教的运动便是其中一例。
“多达百万人被送去集中营，这让人想到苏联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他说。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国家当然有义务确保公众安全，“但真的有必要把儿童关起来？”
人权观察今年10月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镇压波及儿童。大批维吾尔人被拘押后，他们的孩子被送进国营机构。
《大西洋月刊》的塞缪尔（Sigal Samuel）说，新疆近来建了一批国营孤儿院，仅喀什地区的一个县去年就冒出18个。其中一个孤儿院的工作人员说，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年龄从6个月到12岁不等的儿童“像牲口一样被关在棚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