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数名加州用户向微信母公司腾讯发起集体诉讼，其诉状当天被正式提交给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加州高级法院。该诉状针对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称，由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和组织的这起集体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
“公民力量”的声明称，该组织进行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准备，采访了数百名美国微信用户，“15人组成的工作团队经过斟酌，选定第一批6名加州微信用户与公民力量一起作为原告，指控微信的审查、监视行为和政策，违反加州法律的诸多方面。”
该声明指出，微信作为中文世界的主要社交媒体和支付应用，其违法行为和相关政策，导致用户遭受重大经济、情感和心理伤害，“要求法院根据加州法律，宣布(微信)受质疑的做法和政策为非法，对其行为发出禁令，并裁定被告为其造成的伤害支付赔偿。”
此案的被告为“腾讯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和“腾讯国际服务有限公司”。
本案首席律师王代时(Times Wang)对美国之音表示，之所以选择在加州把腾讯(微信)告上法庭，有几个原因：“首先，加州占据道义上的优势，加州华人众多微信用户也多；其次，加州法律对于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保护程度高；最后，腾讯的美国总部在加州圣克拉拉县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这几个因素让我们选择在加州法庭发起诉讼变得顺理成章。”
王代时律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经营“北江律师事务所”(North River Law PLLC)，其父是著名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
“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博士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曾下令在美国禁封微信，但是，这样的行政命令因涉及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等法律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美国法院的认可。
杨建利说：“我们现在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告知各方微信在作恶，我们要求惩罚它。这样，在美国的微信用户仍然可以使用它来联络亲朋好友，不会受到损失。与此同时，我们的原告还可以向微信索赔。因此，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杨建利表示，诉讼之路不仅可能惩罚到微信，让第一批原告获得赔偿，还可能带动更多针对它的法律诉讼；就是用民主体制的规则来逼迫它改变行为，阻止它继续利用西方的自由来破坏民主和自由。
本案诉状称，微信对于加州的华语群体来说很重要，他们使用微信与联络亲朋好友，并在华语社区开展业务；它相当于集脸书、Paypal、WhatsApp和Instagram为一体的平台，用于经商、家庭和个人通讯；本案起因于腾讯为了谋利，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管制，并且监控加州微信用户，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交用户的私人数据和通讯记录，给用户造成一系列损失。
彭博新闻说，微信成为华语人群中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部分原因是中国阻止了其他应用程序，例如脸书和推特。
除了“公民力量”之外，六名个体原告都以匿名方式加入，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其中三人为美国公民，三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诉状列出的两个被告，“腾讯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德拉瓦州注册，总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派克大道2747号。被告之二是“腾讯国际服务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注册，坐落在新加坡国际广场，“是负责美国加州微信用户的相关承包商”。
诉状指出：“微信的服务规定中没有明确说明禁止批评党国的内容。而事实上这样的内容却遭到禁止，这并不是因为，不禁止这样的信息，微信在技术上就无法正常运作。”
诉状中的一号匿名原告描述，他的微信账号一再被封，其中他担任群主的校友群是被关注的重点。这个群的群友多数在中国，包括一些在政府基层工作的同学。因为政治敏感信息被查封后，他会不断重建该群。
一号原告说，由于腾讯微信不断针对这个群，他那些在政府工作的同学都不再继续加入。他不久前到中国去见到了这些同学，鼓励他们再度入群。这些同学拒绝了，称因为一号原告被党国盯上了，受到腾讯的监控，他们害怕受到牵连。
此外，一号原告说，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跟他说了这个群里的谈话惹出的几件事情。这名同学告诉他，自己被中共公安叫去讨论过这个微信群的活动。公安人员询问群里的海外成员，比方说一号原告，并且警告这名同学不要批评党国。此外，公安人员还披露，他们掌握群友和群主的私人信息，包括那些在外国的也不例外。这名同学劝告一号原告要小心，因为党国在监控他。
《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中国审查制度通过微信入侵美国”的文章中说，北美的微信用户表示，该应用程序已经阻止他们分享不满意中国当局的内容，因此，有些人支持特朗普对微信的使用禁令。
非营利机构“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对《华盛顿邮报》说，“微信是一座监狱，是集中营。对于美国来说，它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必须要禁止微信。”
该文说，被采访的人中有许多支持白宫的禁令；另一些人不支持禁令，但是要美国施压微信的所有者腾讯，让它停止内容审查。
该文还称，美国每星期的微信活跃用户为230万。
汪月辉是一名居住在加州橙县的律师和政论作家，因为生意关系经常来往于美中之间。他告诉美国之音，他一个微信帐号被全封，一个被半封：“半封的就是国内的号看不到你；全封那个里面有从2012年左右开始使用微信后的所有内容，微信也没有给出任何查封的理由。”
汪月辉说: “我说话不情绪化，比较讲道理摆事实，但摆出了一些(对中国政府而言)不那么合时宜、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是我去年在美国时被封的，可能因为我经常把推特上的内容复制、粘贴到微信再转发出去，估计主要是这个。其实我的言论抓不到什么，而且我转的东西也没有什么。”
汪月辉反思，可能是经常把推特这个中国禁止的渠道引入微信群而触怒了有关方面。
此外，汪月辉从去年初开始写作大量评论文章，其中与政治有关的都会在发出后立即“被河蟹吃掉”。他说，即便是关于美国政治、美国大选，也是同样的后果，连美国宪法都不能谈，没有一个字讲中国的现在也会“被吃掉”，“如果是风花雪月的内容就没什么关系，”他告诉美国之音。
伯克利加州大学信息学院的研究科学家萧强曾为《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撰文，在题为“通往数字无自由之路：习近平主席的监视之国”的文章中称，“在习 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中国‘新时代’，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其已被审查的网络空间的控制，在网上散布“谣言”可被处以坐牢……那些在网上表达非正统观点的人，可能成为国有媒体针对性人身攻击的对象。监视和恐吓之外还加上明目张胆的胁迫，包括警察上门和逮捕……”
该文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限制对反对派活动的防守，反而利用数字技术来监视和控制社会，特别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加利福尼亚微信用户希望以集体诉讼的形式提出申诉，寻求法院命令，以允许他们使用该应用程序而无需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审查和监视。
有观察者指出，本次起诉腾讯微信的六名个体原告都用匿名方式，“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政府”；在去年的美国“微信用户联盟”反对特朗普总统微信禁令的诉状中，几名个体原告则以实名出现，“因为不担心受到美国政府迫害”。
本次针对微信集体诉讼的首席律师王代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作为原告方，现在正等待腾讯方面对起诉做出回应，随后将决定下一步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