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频频挑战美国，示好中国。他不仅对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大使出言不逊，大爆粗口，更多次高调声称“不当美国狗”，甚至威胁要让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离开，对美国实施”战略勒索“。相比之下，杜特尔特对中国频频示好，不仅多次称赞“中国有钱，美国没钱”，更在东盟峰会等多个国际场合回避南海仲裁议题，给中国留足面子。游走于美中强权之间的杜特尔特，为何频频褒中贬美？他的态度，能否改变美菲共同防御，中菲利益冲突的南海格局？从普京到川普，从杜特尔特到习近平，国际社会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政客为何不断出现，而且得到国内民意支撑？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认为，菲律宾新总统摆出一副亲中反美的姿态，一方面或许出自他骨子里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美国是民主国家，他可以大声骂美国领导人而不会招致报复；但中国是独裁国家，他绝对不敢骂中国领导人，因为那肯定招致报复，比如招致中共更多的侵略和进逼。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领导人抱以幻想，犹如当初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领导人抱以幻想一样，都是一厢情愿，韩国总统最终感觉受骗上当，这位菲律宾总统也必然重蹈覆辙。杜特尔特的反常表现，给南海局势增添了变数。杜特尔特打击毒贩，以违法犯罪手段对付违法犯罪，并借机以违法犯罪手段打击政敌，超出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底线。菲律宾素来有民变的传统，多任前总统遭民变推翻。如果杜特尔特倒行逆施而不思回头，在民粹主义的支持热度减退之后，也可能面临遭民变推翻的风险。
戴博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菲律宾人都很支持杜特尔特强硬的处理毒贩的手段，但并不支持他的“亲中远美”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知道，威胁菲律宾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菲律宾由于历史原因，确实对美国比较反感，但美国早已经赎罪了。菲律宾不太可能放弃南海仲裁，也不会结束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杜特尔特比较聪明的一点是在南海仲裁出台后没有给中国施加太大压力，让中国下不来台。这样给双方矛盾留下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如果杜特尔特不给中国留面子，施加压力，结果可能会更糟糕。
戴博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人民都觉得世界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他们的恐惧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指责其他国家或者其他人，认为问题都是人家造成的，和自己无关，例子包括川普指责移民，习近平指责“外部势力”等。普京、川普、习近平扮演的都是这种借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救世主角色。其实很多国家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全球化，各国的经济结构没有把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造成巨大的贫富差异。
龚小夏认为，杜特尔特对美中的态度，其中恐怕有欺软怕硬的成分。美国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挨骂已经习惯了。对美国总统出言不逊是不用付代价的，但对中国领导人出言不逊却会有很大的代价，尤其是中国领导人正找机会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下。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从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就非常紧密。菲律宾在美国的游说集团非常强大，美籍菲律宾人也很有政治势力，他们不会让美菲关系恶化。强人通常不按规矩出牌而得到民意支持，是因为有非常多的基层民众认为全球化以来，国际规矩对他们不利。民粹主义由此兴起，这是各国精英人物需要反思的地方。
程晓农表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粗俗言行掩盖着他的利益盘算，骂美国是为了要钱，夸中国还是为了要钱。他并未打算全面改变菲美关系，而是在玩弄小讹诈的把戏，希望通过对美国施压的姿态，换取美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提高与美国合作的要价。南海仲裁形成了对中国不利的结果，中国现在希望缓和中菲关系，从而消解南海地域的争端。杜特尔特看准了这个机会，向中国摇橄榄枝，目的是换取中国的经济援助。中菲之间的主要争端是黄岩礁，中国从未打算放弃对它的争夺，但要把这个淹没在水下、面积多达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型暗礁改建成人造岛，工程规模相当于修一个三峡大坝，所耗资金可能要上千亿，现在中国政府也负担不起，所以乐得给菲律宾一个面子，暂时搁置黄岩礁建设。中国在南海海域争端上始终不愿走依照国际海洋法处理争端的路线，因为海洋法的规定不利于中国；于是中国一贯采用分别谈判、“各个击破”的策略，只有分别谈判时才能使用拉拢利诱等手段。这种策略其实也反过来被相关各国利用来换取好处，因此其效果不具有长期性，好处给完了，争端可能再起；象菲律宾现在就在玩“争端先行、索援在后”的把戏，一旦“援助不继”，可以预见的便是“争端再起”。
程晓农说，菲律宾出现杜特尔特这样的总统，表明国民对社会治安混乱、黑社会横行的厌恶。但菲律宾的国情与俄国、中国、美国没有可比性，俄国是威权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菲律宾是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民主国家，其各自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和政治文化完全不同。政治强人不一定等于强人政治。专制制度本来就是高压政治，有没有政治强人，专制的特性丝毫不变，比如，胡锦涛不是强人，但中国的专制并没有因他的软弱而变软。而成熟与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治强人的标准不同，他们所能发挥的空间也完全不同，比如，川普如果登台，他与普金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美国和俄国的政治制度也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国家的民意表达是国民价值观以及政治开放度的产物。普京、习近平和杜特尔特的对外政策得到国内的民意支持，其条件和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民众长期以来直到今天都被迫接受强制洗脑教育，其价值观是畸形的，在民意调查中国民也往往不敢讲真话；俄国社会今天仍然有苏联时代洗脑教育的痕迹，公开批判普金也有风险；菲律宾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对普世价值的认知和接受度也有限，杜特尔特的做法受国民欢迎，说明菲律宾国民对重典治国目前还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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