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对内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对外则放弃不结盟政策，以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盟国关系。此前阎学通在其新书中表达了相同思路，并得到中国官媒的好评。阎学通的“王道外交”，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否可能？这种对内改善体制，对外增强军事援助的手法，是否能够引导中国开拓外交新天地？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杨鹏说，阎学通的看法本质上就是中国要准备在世界上与美国比谁的胡萝卜多，谁的大棒硬。这样的观点，在国内有相当市场，但表现的更多是情绪而非理论。这些情绪拿古代的“王道”、“霸道”来包装，在网络时代会得到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但却缺少真正的思想，而且很不负责。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家内部根本矛盾的解决，服务于国家关于人类秩序的价值和理想。中国国家内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是四十年现代化进行到一半就出问题，还有近一半多人口没有卷入到现代化进程，没有分享到现代化成果的问题。小平时代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世界局势，也不是大规模民族国家争霸战的局势。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以现代化为中心去挑起国际冲突呢？中国在南海、钓鱼岛上的矛盾，是维持现状还是武力争抢才符合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整体利益？ 一个大国，着眼的首先应当是价值理念，其实是规则秩序。我们对人是一个什么看法？是把人类的自由与安全当成目标，是把人类平等互助秩序视为理想，还是要自己当王，让人类围绕自己的“王道”运行？
杨鹏表示，历史上的威权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个坎，这个坎就是威权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会使信息流动自由化，会使人被知识技术所启蒙，愈来愈多的人不愿再接受过去王权下的集权等级制度。这就有一个选择：通过更平等的法治改革，使人们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更加平等，最终走向宪政之路。还一个选择，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来巩固威权存在的必要性。德国、日本、意大利从传统威权社会启动现代化，都遇到这个问题，而当政者都选择了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来强化威权统治，而当时的多数学者也推跟着推波助澜，助长国家军国主义兴起，结局就是民族灾难。阎学通的理论虽然有些乱，但大体是选择了第二条路。这是中国应当走的路吗？
王康表示，“王道”是儒家（尤其孟轲）的治国思想，与法家的“霸道”相对，其核心内容是权力必须合于天道，以民意为重（顺天应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实现“仁政”；即让人民富足，尊严，且成为尧舜般的圣人。大陆学者蒋庆发表《政治儒学》，提倡“三重合法性新王道”，要求放弃一党专制和马列主义。闫学通认为中共“内政”应与“外交”一致，实行“王道”，愿望可嘉。但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其所提放弃不结盟转而建立军事同盟，则是北京扩军备战提供说辞。
王康说，中共多年在世界战略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并逐渐形成其全球战略，采取外交突破、经济援助、文化跟进，并进行军事部署，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习近平上台，邓小平“韬光养晦”及“和平与发展主题”结束，中国重回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总决战并被后者取代的论断和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 。中国与美国、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较量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世界战乱的祸源已转移到东亚。
陈破空表示，阎学通谈王道外交，只有谈到内政需要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点，具有积极意义，其他说法都是是而非。从好的角度理解，他谈其他方面，只是为了掩护内政文明这个要点。若果真是这样，那是一个体制内学者的悲哀，不敢说真话也无处说真话，免得落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但从一般的角度理解，阎学通仍然属于头脑不清、概念混淆的御用学者。比如，他主张中国通过军事援助建立军事同盟，却不知道，美国之所以有军事同盟，那是一战、二战和冷战的自然产物，美国驻军多国，大多是是受到当事国邀请和信任而为之。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仅仅从形式上盲目模仿美国，只会在国际上遭遇不受欢迎的尴尬。
程晓农表示，现在中国的外交没有道德感召力，也没有一个可靠的盟友，世界各国都对中国以礼相待，但背后都是以利相待，有利则交往多，无利则仅限于礼仪而已。阎学通提出的国际交往原则包括公平、正义、文明、平等、民主、自由，虽然当局未必采纳，但这些原则应当肯定，属于普世价值指导下公认的国际交往准则。中国要想提升国际地位，有两条必须做，第一是道德感召力，第二是要愿意为盟友作出牺牲。中国不承认普世价值，也不认同国际法和仲裁机构，一切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出发，实用主义挂帅，这样的外交方针当然不会在国际社会有道德感召力。比如，红色中国对自己与世界主要国家外交正常化之前建立的国际条约和法规，借口自己未参与制定而排斥；而对于自己参与制定并签字同意的，如联合国人权公约，又拒绝在国内立法通过。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虽然不象北朝鲜那样一贯扮演规则破坏国的角色，但一直属于规则逃避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故意逃避国际规则的约束，尽量钻空子。在这方面，前苏联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相同，但处理国际关系比中国更老练成熟。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老毛的阴影，就是在国际社会扮演我行我素的国际“造反派”角色。中国通过外交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不可能有道德感召力；而且，这样的合作不稳定，利益相近则合而不敌，利益一变就化友为敌，中苏、中越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虽然为盟友苏联和越南作过牺牲，但也与它们翻脸打过仗。
程晓农认为，中国搞单纯的金钱外交，确实效果不佳，对外援助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阎学通关于用军事援助扩展国际关系的说法，是旧的冷战思维。因为，用军事援助建立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的是对受援国军事装备的控制和补充更新，以及驻外军事基地，这实际上是用军事工具建立海外势力范围。其结果很可能是介入或者加剧当地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演变成区域冲突的温床；而且，这种军事合作关系同样不可靠，埃及、印度与俄国历史上的合作、翻脸，就是反复上演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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