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以来，并非不强调理想和信仰。毛泽东时代曾经树立雷锋等道德楷模，江泽民强调以德治国，胡温时代呼吁建设“和谐社会”，习近平上台后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民间讨论也层出不穷。有人建议为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有人呼吁恢复“儒家国学”，有人宣传效法古人“家规家法”。中国政府花大力气重建道德的努力，为何收效甚微？重建国民道德，什么才是正道？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杨鹏表示，中国旧的道德体系以权力为中心，天子是德的代表，天子的含德量关乎政权的安危。他说，毛时代其实很强调道德，但是他强调的是“忠孝节义”中的“忠”，大跳忠字舞，强调大义灭亲，弱化孝道，用党性原则取代“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今天的中国社会只是“忠孝节义”正在消失，旧的道德终结，毛时代的道德式微了，而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古代的“忠孝仁义”、“仁义礼智信”及毛泽东时代的党性原则，和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法治、公平竞争等新秩序格格不入。中国要重建道德体系需要两个条件：1）宗教自由；2）独立的法治和司法体系；道德涉及法治和制度的问题，独立的法治和司法是道德建立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德治其实就是人治，人治具有随意性及不确定性，无法防范人性的弱点，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雷锋这个做假的道德典型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没有道德楷模了，道德已经崩盘。共产党当年推行土改，就是号召人们讲假话，编故事，给地主和富农栽赃，都让人们的道德丧失无存。
王康指出，道德文明诉诸于人类的天性，是天赋人类的良知感，它最忌怕的，就是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力介入。国家的介入会带来巨大的虚伪，造成对道德的破环。他说，1949年以后，中共意识形态立国，有一种崭新的宇宙理理论，不仅要改变自然，也有改造人，把中国人变成“新人”。因此，中国的“礼崩乐坏”是制度性的，必须对制度加以改变。如果不改变制度，光靠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不可能提高整个社会文明。
杨鹏说，在今天中国社会，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可能重建的道德。另外，道德重建，离不开一个惩恶杨善的法律体系。因此，司法的独立和宗教自由是道德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当包括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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