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与薄熙来对簿公堂，富甲一方的中国商人徐明最近在狱中猝死，在海内外引爆热议。徐明是两年多前薄熙来审判的关键证人之一，也曾被纽约时报曝光与中共其他高层如温家宝家族关系匪浅。他猝死后当局迅速将其遗体火化，并在媒体封杀消息与评论，引发各种阴谋论。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概括徐明的一生，并质问当局徐明秘密审判和坐牢的真相。徐明的死因，为何引起广泛的猜疑？从当年的发达得意到今天的诡异死亡，徐明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国政商关系的什么特色？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表示，徐明年轻、刑期短、即将出狱，却突然“病死”狱中，而且尸体被迅速火花，官方媒体急删网上热议。这一切，必然让外界大生疑窦。不排除某种势力杀人灭口的可能性。中共高官历来有杀人灭口的传统，如李鹏家族，为求自保，就曾一再操控司法，借刀杀人，与李鹏家族有腐败牵连的人先后被处死的包括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商人沈太福、曹予飞等。薄熙来妻子杀英国商人灭口，也是一例。把徐明之死，放在中共杀人政治的大背景下，就不可能不令外界质疑。徐明猝死，薄熙来家族涉嫌的可能性很小，毕竟薄已经入狱，薄家族大势已去；但温家宝和曾庆红家族涉嫌的可能性却存在，后两大家族与徐明从前关系就非同寻常，为确保不留后患，可能斩草除根。徐明的悲剧，再次写照了中国富豪的宿命，既然发家于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跳不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逻辑，而且难脱先被官利用、后被官宰杀的可悲结局。
不过程晓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徐明猝死狱中后，媒体上出现的各种阴谋论都是主观想象，官方当然不会提供证据来否定或肯定这些怀疑。假如徐明不是病亡，媒体上讨论的主要猜测是有人灭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报复杀人。这两种可能性都取决于两点：第一，高层是否深挖；第二，徐明是否吐口。关于第一点，有关温家宝、曾庆红家族与徐明的关系，西方媒体早有报导；如果高层决定利用这些线索深挖下去，审判方的上级会给办案机构具体指示，从徐明那里拿到证据。关键在于，当局想不想查。如果说，在高层权力斗争尘埃未定的时候，当局并没全面追查，那么，现在高层权斗的胜负已基本底定，重新追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关于第二点，在徐明掌握一些在位或退休大佬受贿机密的情况下，假如办案方要深挖下去，害怕被牵连的一方才会设法灭口。但是，从徐明的刑期较短可以看出，审判方早已决定，无需再在徐明身上深挖，因此再关个年把就放人。这说明：其一，审判方根据上级指示，判断徐明身上能挖的油水不大了，可以放人；其二，徐明在押期间应该是配合调查的，可能把他知道的都交代了，所以当局想挖的材料可能都拿到了，可以按徐明有立功表现处理。所以，从逻辑上判断，如果徐明掌握的材料都按审判方要求交代了，灭口已无用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怀疑他杀，最大的可能是报复徐明交代其他人的问题，但这样做风险很大，反而可能自我暴露，所以，灭口和报复杀人的可能性都很小。
杨建利认为，徐明的命运是中国政商关系的典型体现，中国的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是政权和官员的附生物，没有一个商人在中国可以没有一个或几个政治靠山而长期生存，再大的商人也对小官员惧怕三分。这种现象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必然产物，在假市场经济的“自由”下政权及官员仍然掌控着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这种政商关系必然产生。要消除这种现象只有两个办法：走“老路”或走政府口中的所谓“邪路”。走老路就是回复全权制计划经济，以彻底消灭商人来消灭政商关系；走官方口中的“邪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把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权力真正交给市场。
王康表示，权力与财富结为联盟，是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权力居于绝对尊位，财富必须依附权力才能“做大做强”。中国商人一大密诀是妥善料理跟权力靠山的关系，但是决定商人命运的始终是权力的消长。徐明依附薄熙来的致富之路和因薄熙来政治生命终止而猝死，是一典型案例。从《共产党宣言》以来，资本家、商人就是革命对象，1952年上海近千资本家自杀以及眼下不断有老板入狱、死亡，都表明资本家是中国最富有、人生风险也最高的人群。江胡时代，中共鼓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商人尚有敛财空间，习近平重建红色帝国，商人（民营企业家）的风险增大，权力与财富的关系将更为悬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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