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号，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之后心脏骤停猝死；两天后，山童临沂大二男生宋振宁面对同样经历，次日凌晨猝死。据称，两人都听信罪犯，将钱通过自动提款机转入指定账户；诈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链条”；有分析说，两个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欺诈之风渗透着中国社会，道德之堤岸正在溃败于无处不在的“抢劫思维”。那么，在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为什么发生道德大滑坡？
贫富差距与诈骗文化
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说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大，涉案金额也不高。现在事情变大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了“大学生”的符号以及“猝死”的原因。但案件虽小，涉及的问题却非常复杂。首先是信息泄露问题。其次是技术支持问题。此外，此事经过媒体报道，案件随即侦破，证明公安还是有能力破案的。罪犯来自的地方绝大部分的人都在从事这种诈骗行业，中学辍学率高达六七成，这和整个社会的病态有关。
温云超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应有的数据。山东临沂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欠发展的地方，被骗的1万元是该家庭大半年的收入。这种贫困状态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以及一个家庭的发展。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这两个案件凸显出了中国社会财富不均的问题。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并没有发现这么严重的诈骗行为。中国的诈骗非常普遍，造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度。信任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信任感很差，经济体系、社会体系都无法运行。中国社会经历了文革，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每个人都在互相提防。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以后，由于是半市场经济，没有法制保障，就造成了人们互相欺诈来赚钱。现在有一些村就叫做电信欺诈村，整村的人都投入这个行业，使其成了一个发财的产业链。参与人没有内心的谴责，这说明整个社会的道德品质已经到了非常低的程度。这也就造成了信任的恶性循环。现在的社会都是契约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感。现代社会最基础的也是信用。如果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没信任感，整个社会就无法继续运作，政治经济体系都会瘫痪。
温云超说公民社会和公益组织是一个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这两个案件并不能归罪于普通公民间的互害，而要追究社会信任不能建立的根源。比如此案中山东临沂本身就是一个欠发展地区，民众找不到工作，他们只好效仿其他地区，谋求别的发展。
中国公安部以保障中共执政安全为要务
福建郑先生说他就住在所谓“诈骗村”的附近，自己也曾经被诈骗过。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局都不作为，报案也没有用。温云超公安机关没有扮演其本应扮演的角色。中国公安部近期发表了十三五的规划，核心任务依然是保障政治安全，需要质疑他们有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预防犯罪上。此外，还要追查诈骗分子是如何得到相关信息，信息从何处泄漏。当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些制度性的保证，在建立了相对公正宽松的社会环境之后，才能有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为民众提供服务。
YouTube直播上的网友Lloyd Harbor问，中共实行实名制，又不对个人信息进行强制保护，这造成了诈骗行为更为容易。对此，温云超说实名制实施得越彻底，所有的信息关联度越高，诈骗分子的机会也就越大。相关部门对于诈骗行为不作为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也在其中，比如通讯部门可以从整个利益链中分走10%的利益，银行可以分到3%，这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原因。
中国充斥着假货，而许多中国人似乎也习以为常，如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说出：“假货比真货品质更好”这样的话。陈奎德说中国就是一个诈骗的社会，这和中国的基本体制有关。中国的传统要以官利为先，现在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欺诈之风越来越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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