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猴年大年初一，香港旺角街头夜市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名警员和记者受伤，50多名涉事者被捕。这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后，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宣称这是一场暴乱，而一些支持“以武制暴”的人士则称其为“鱼蛋革命”。截止上周五，39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出庭，被控涉嫌犯有暴动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些人将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刑期。在以法治为自豪的香港，发生民众与当局暴力冲突的深层政治和社会原因是什么？它是否反映出香港民众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北京是否在履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表示，发生这次事件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对“一国两制”的遵守令人担忧，对于香港《基本法》、对于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基本上没有遵守承诺，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程度，导致民众对中共的承诺、对一国两制的高度怀疑。另一方面，香港人本身也存在一种优越感，他们的思维也比较直线，比较刚性。在过去几年香港在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压的情况下，香港缺少有智慧的、知道妥协的民主派领袖。另外，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打掉了香港人的优越性。因此，他们的情绪是复杂的。通过激进的方式表达出来，再加上媒体的渲染，使香港问题愈发显得严重，增加了人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让香港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的边缘。
何频提问，除了一国两制还能不能找到更好地保护中国大陆的利益和香港民众权益的方式呢？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从现实政治来考虑，并不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因此，双方必须找到一些妥协的共识和方式。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近两年，香港和台湾的本土意识上升。所谓的本土派组织实际上人数很少，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诉求，只是强调本土价值观。这并不等于他们要求香港独立。现在把它们定性为一种分离主义组织，这是不准确的。
章立凡说，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90后年轻人，他们确实比较激进，也组织了一些活动，有些人甚至主张“以武制暴”，这是所有理性的政治观察者不能赞同的，因为它可能使香港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使一国两制更加危殆。另一方面，需要划清这场“暴乱”或“鱼蛋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什么。香港警方负责人说，香港在法律上并没有“骚乱”或“暴乱”的定义，只是警方在描述情况的时候使用了，表明一种激烈程度。官方一下子把事件升级到暴乱，有些上纲上线，使人容易联想到1989年的事件。我们要看谁能从这样的定义中获益。肯定是梁振英和他的小圈子，因为他面临着特首换届能不能继续连任的问题。如果有了这种紧急状态出现，他肯定是最大的获益者。
章立凡说，一方面，确实存在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存在这由于一国两制不能得到认真正确的贯彻执行而产生的社会撕裂。香港当局自身的错误也值得检讨。如果利用这种形势加剧动荡，动机是很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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