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波疫情的扩散,中国防疫方法中又出现了一个新概念“时空伴随者”,用数字技术更加严密地追踪新冠确诊者和风险人群,把清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把健康码变成了新版“良民证”,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限制和干扰。那么,“时空伴随”有没有科学依据?从黄码、封城,到杀狗,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过度防疫?数字极权监控背后有什么政治用意?时事大家谈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来分析和点评。
除了“时空伴随 ”、黄码、检测等严厉的防疫措施之外,一些中国地方官员还奖励民众相互检举,防疫人员甚至进入被隔离的居民家中杀家禽、杀宠物。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说,中国不是在防疫,而是在走向新文革时代。
林晓旭博士说:“我觉得这里面他绝对是一个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很多人担心中国现在走向了新的文革的时代,只不过表面的形式上会有所区别。其实现在很多人穿上所谓的生化防护服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府赋予他对老百姓为所欲为的这样一个权力,那么他对老百姓把他们拉走,去强迫隔离,或者打死他们家里的家禽啊,或者宠物啊,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就是公权力的严重的放大,老百姓直接承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在做的已经不是防疫的事情,这种做法根本不是防疫,他是要实现对社会的一个全方位控制,非常严密的控制。那么,这个所谓的清零,所谓的时空伴随,只不过是一种官方编出来的理论上的借口而已,你看起来是在做防疫,但是,这么大规模地把人群封锁在家中,然后还有很多人去要做全员检测。那么,全员检测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的这个交叉感染,根本也没有能够有积极应对的措施,而且做全员检测,现在按照政府最新的标准的话,500万人这样的城市的话,要3天完成全员检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无理的政治任务。那么,地方官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本身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人力,然后另外一个,本身做这样的全员检测过程中,你的检测试剂有可能出现多少假阴性、假阳性,这个完全都不在考虑之中。所以这一些,你如果真的做公共防疫,就知道这种全员防疫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清零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时空伴随是荒诞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根本不觉得中国在做一个所谓的防疫,只不过以防疫借口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
有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健康码已经成为新版良民证,未来几年中国人会活在二维码的阴影下。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指出,律师因为要出庭就变红码的例子说明,健康码背后是维稳的政治目的。
滕彪博士说:“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老百姓对这个不满,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人权受到侵犯,而且给经济也带来很大的成本,这些中共都知道。但是呢,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考虑还是社会控制。我在一些文章里面用到高科技极权主义,那么,他就要建立和强化这样一个高科技极权体系,用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的、全方位的、没有死角的控制,那目的也是为了应对中共所面临的危机,虽然是中共表明上非常强大,但是,实际上他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那么,他的这个高科技极权主义,这种数字极权就是他应付危机的一个非常 -- 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必要的一种方式。”
“像律师因为要出庭就变红码,这种事情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他要用健康码,用防疫,用比如说社会信用系统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来对每一个人进行监控,而且背后是一个政治化的一个维稳的目标,可以到个人,哪些人要进行专门地控制,那就可以用一个红码的理由,用防疫的理由让这个人没办法出行,没办法出国,或者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更多精彩内容,请收看2021年11月20日《时事大家谈》完整节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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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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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密切接触”晋级“时空伴随” 中国数码防疫令人生畏
除了“时空伴随 ”、黄码、检测等严厉的防疫措施之外,一些中国地方官员还奖励民众相互检举,防疫人员甚至进入被隔离的居民家中杀家禽、杀宠物。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说,中国不是在防疫,而是在走向新文革时代。
林晓旭博士说:“我觉得这里面他绝对是一个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很多人担心中国现在走向了新的文革的时代,只不过表面的形式上会有所区别。其实现在很多人穿上所谓的生化防护服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府赋予他对老百姓为所欲为的这样一个权力,那么他对老百姓把他们拉走,去强迫隔离,或者打死他们家里的家禽啊,或者宠物啊,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就是公权力的严重的放大,老百姓直接承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在做的已经不是防疫的事情,这种做法根本不是防疫,他是要实现对社会的一个全方位控制,非常严密的控制。那么,这个所谓的清零,所谓的时空伴随,只不过是一种官方编出来的理论上的借口而已,你看起来是在做防疫,但是,这么大规模地把人群封锁在家中,然后还有很多人去要做全员检测。那么,全员检测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的这个交叉感染,根本也没有能够有积极应对的措施,而且做全员检测,现在按照政府最新的标准的话,500万人这样的城市的话,要3天完成全员检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无理的政治任务。那么,地方官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本身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人力,然后另外一个,本身做这样的全员检测过程中,你的检测试剂有可能出现多少假阴性、假阳性,这个完全都不在考虑之中。所以这一些,你如果真的做公共防疫,就知道这种全员防疫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清零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时空伴随是荒诞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根本不觉得中国在做一个所谓的防疫,只不过以防疫借口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
有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健康码已经成为新版良民证,未来几年中国人会活在二维码的阴影下。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指出,律师因为要出庭就变红码的例子说明,健康码背后是维稳的政治目的。
滕彪博士说:“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老百姓对这个不满,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人权受到侵犯,而且给经济也带来很大的成本,这些中共都知道。但是呢,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考虑还是社会控制。我在一些文章里面用到高科技极权主义,那么,他就要建立和强化这样一个高科技极权体系,用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的、全方位的、没有死角的控制,那目的也是为了应对中共所面临的危机,虽然是中共表明上非常强大,但是,实际上他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那么,他的这个高科技极权主义,这种数字极权就是他应付危机的一个非常 -- 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必要的一种方式。”
“像律师因为要出庭就变红码,这种事情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他要用健康码,用防疫,用比如说社会信用系统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来对每一个人进行监控,而且背后是一个政治化的一个维稳的目标,可以到个人,哪些人要进行专门地控制,那就可以用一个红码的理由,用防疫的理由让这个人没办法出行,没办法出国,或者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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