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力吉木仁（Ulziimuren）是一位纪录片制作者。十多年前，他扛着摄像机，在他的家乡内蒙古各地走访，记录蒙古族小学的变迁。21世纪初的内蒙古，每一个旗（县级行政区）有三四十所蒙古族小学，用蒙语授课。可到了2005年左右，内蒙古以“整合资源、提高民族地区教育办学条件”为名，减少了民族小学数量，导致每个旗最后只剩下一所这样的小学。
乌力吉木仁说，记录那些变迁，是为了帮助被迫迁移的老师和孩子。可当时的人们似乎觉得，关闭学校，让孩子去大城市上学不是什么坏事。他说他那时就担心，每个旗剩下的那唯一一所小学，也有一天会被进一步影响。
那一天最终还是到来了。
隔洋牵挂家乡族人
就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中国当局发布规定，从9月1日起，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学科目，包括历史、政治和语文以普通话授课，将蒙古语从核心课程中移除。美国之音了解到，内蒙古的小学过去从三年级开始学汉语，新规将这个时间点降低到了一年级，而且除蒙语课以外其他课程全部用汉语开展。
声明称这一教学语言的改变“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但广大群众和学生对此的反馈却与声明所称的相去甚远。
内蒙古大学教授央· 特古斯巴雅尔（Ya TegusBayar）在双语教育的消息刚传出不久的7月就撰文表达了反对，他认为从一年级开始双语学习最终会导致蒙古族孩子两种语言都无法彻底掌握，成为“半语者”。
这篇题为《国家通用语言和自治区⺠族语言的两立双赢路径 ——内蒙古⺠族教育的教学语言文字不能变》的文章很快便在网络上被删除。
政策出台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扎鲁特旗、赤峰市翁牛特旗等地相继发生蒙古族学生、家长、老师和普通牧民的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双语教学”政策的不满。
很快，内蒙古警方发出通告，对100多名“嫌疑人”进行通缉，罪名是广泛使用的“寻衅滋事”，但没有给出细节。
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乌力吉木仁夜不成寐。因为和家乡的时差，他只能夜里在微信上收集内蒙古的抗议信息，穿越层层网络审查，了解真实情况。他说，每一个在微信上和他联系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当局报复。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国内的）朋友和家人都在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但是我不能什么也不做。这个时候，我必须应该做，” 他说。
乌力吉木仁并不孤独。一群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蒙古族人正在为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发声，希望他们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逃脱中国当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蚀。
这11户人家、共50名蒙古族人来自内蒙古的不同地方，他们大多人到中年，9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此前在新泽西工作。后来因为马里兰州有一家蒙古人开的信息技术公司，才搬来了马里兰。他们几十年前都成绩优异而进入了内蒙古大学附属中学的牧区班学习，成为不同年级的校友，因而彼此相识。
这些年来，为了保护蒙古文化和传统，他们持续和包括蒙古呼拉尔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等机构保持联系，同时计划成立世界南蒙古文化协会（南蒙古是他们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及其周边传统蒙古文化区域的称呼）。他们透露已经在和美国国会议员们联系，希望能在美国建立一个蒙古游牧文化基地，保留蒙古人古往今来的生活方式。
“比亲戚还亲的朋友”
双语教学政策出台后不久，他们组织了近两百人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外进行了抗议。他们计划在今年中国的国庆节前后，再次到使馆外表达诉求。
作为生活在异乡的蒙古族人，他们形容互相之间是“比亲戚还亲的朋友”。
移民至美国多年，他们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不深，而更多地自称蒙古人，或是来自中国的蒙古人。而跟蒙古国人士交流时，他们才能感受到深深的文化连结。
他们当中的郑日和（Erkhee）说，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和蒙古国人在文化、语言、习惯上相似，他们常常一起喝酒，完全没有隔阂。
据另一名蒙古族人士苏和（Suhe）透露，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时候，到场的人里 有超过一半来自蒙古国。
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作为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占据了超过91%的人口。无论海内外，中国文化也经常和汉族文化画上等号，而少数民族文化却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既被划分为中国人，但又“不够”中国人。
而这一群蒙古族人拒绝接受这种边缘化的待遇。
“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 其中之一的奥永比利格（Oyunbilig）说，“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是要当家做主的。”
他补充说，“中国人”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几乎等同于“汉人”，所以现在生活在了美国，他已经与“中国”没有太多关系，自认为是“美国的蒙古人”。他作为蒙古人的身份高于国籍。
他说：“以前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可是永远都是蒙古人。”
从小受到文化歧视
这种争取当家作主的态度，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从小就受到的文化歧视。
蒙古族人宝力徳（Bold）说，他小时候常常遇到一些汉人，霸凌他们蒙古人，叫他们“鞑子”，并称不讲汉语的人都算文盲。
郑日和觉得，母语是什么语言，是不是汉语，并不决定一个人价值。他举例说，生活在马里兰州德国镇的这一群蒙古族人中，不少人都拥有高学历，在海外留过学。
“事实证明蒙古人可以学好自己蒙语，也可以学好汉语、也可以学好英文、日文都可以，然后拿到博士学位，” 他说。
奥永比利格补充说，内蒙古学校过去的语言教学课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接触让蒙古学生在高中毕业时都掌握了汉语，而语文即汉语作为高考必考科目意味着必须学好。此外，他澄清道，抗议这次的“双语教学”并不是在传达不想学汉语的意思，而是想要保证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的自由。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在他2006年出版的史书《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对内蒙古人民党的围剿，1967-1969年》（The Purge of the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69 ）里记录了文革对内蒙古文化的破坏和对蒙古族人的摧残。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几十年的民族政策上，以汉族人为绝对主体的中国政府一直带着汉族是先进民族、汉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态度在处理民族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的问题就是汉族沙文主义（Han chauvinism），” 他对美国之音说，“文革之后那受到了批评。当我90年代生活在内蒙古的时候，常见的观点是，汉族是现代化了的民族，是被启蒙了的民族，而蒙古族是落后的民族。”
他补充说，把不说汉语当作落后的这种观点加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今不断减少课程中蒙语部分的政策会被视作是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试图掌控另一个民族。
2007年，布朗曾发表署名文章《1967-1969年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对“成吉思汗后裔”的剿灭》（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1967–1969: The Purge of The “Heirs of Genghis Khan” ），回望了文革时期内蒙古人，特别是蒙古族的遭遇。
他写道，因为被怀疑与境外势力联合，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几乎所有的蒙古族人都被抓起来，并出现了刑讯逼供惨案，如用高温铁块打下烙印，切舌头，挖眼珠，以及活烤。
他还写道，因为14世纪蒙古帝国的奠基人成吉思汗对当时中国宋朝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文革时期与他有关的遗址被破坏，与他有关的节日也被禁止。
这一点，不少出生在文革时期的蒙古人都记忆犹新。
奥永比利格生于1968年，那时正值文革的顶峰。他说自己小时候都不知道有蒙古语，也不知道有蒙古民歌，天天唱的都是样板戏里的歌，他甚至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存在。他回忆说，文革后这方面的严控才被放松，老师和前辈们才被允许讲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蒙古文化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
少数民族的辛酸不被汉人理解
在中国国内，有不少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受益者，甚至享有特权。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政府向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拨款，或是给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加分。
可是，作为所谓的受益者，奥永比利格说，汉族人看不到的是这些少数族裔在被宣传成重点照顾对象背后所失去的自由。他把蒙古人多年来的经历的和新疆的维吾尔人、西藏的藏族人、香港人、台湾人所经历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侵略性干扰做了类比。
“你来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把土地给占了，所有的羊啊，马啊，所有的财产都给抢走了，然后你就反过来高考给我们20分？” 他质问道。在他看来，历史上蒙古人和汉人和平相处的时期几乎只发生在清朝的早中期，那时两族人都被另一个民族---满族---所统治。
当“双语教学”政策的消息突然传来的时候，这一群移居到了美国的蒙古族人决定要为家乡的同胞发出呐喊。对他们来说，这个政策是多年来汉人文化霸凌的进一步体现，而保护蒙语则是在保护自己千百年文化的根基。
“现在触及到我们蒙古人的最底线，文化的灵魂就是语言跟文字，那你现在连文化文字都不让讲，不让学，彻底想把这个民族抹杀掉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容忍的事情，”郑日和说。
“如果我们再不抗争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了，”苏和说。
“如果一个世界，全是红花，你每天唱的歌都是牡丹歌，你觉得好听吗？如果哪一天，蒙古的唱调，蒙古的马头琴，蒙古的优美的文化，从历史舞台上消去的时候，你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大民族，汉人，你听不到这个，你只能听到牡丹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觉得美吗，”宝力徳说。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如果我在这个关头什么也不做的话，一辈子会后悔，”乌力吉木仁说。
不过，能理解他的汉族人并不多。
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的他在那里有不少朋友。可是当抗议双语教育的新闻传出时，他说他的那些汉族朋友都委婉地告诉他，和平最重要。
“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是最大的和平,“ 乌力吉木仁说，“我们和平了70年，今天连自己的人话都不能说了，你说我们还怎么和平。”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在给回顾内蒙古文革惨剧的文章收尾时写道，中国人似乎倾向于遗忘当年的事件：“奇怪的是，在这段荒凉又充满创伤的年代过去后，在上千万人受苦受难之后，似乎没有经验教训被汲取。“
但接着，他又写道，像当年那样造成民族和阶层反目的政治运动是不太可能发生了。可十三年后，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导致新疆维吾尔族人士的基本权利遭到大规模侵犯，蒙古族人士并不拥有免于遭到迫害的特别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