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反制中共间谍渗透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在面临一些案件的挫败以及对亚裔歧视的质疑后，可能放缓脚步采取更谨慎的做法。美国学界人士认为，对华裔科学家的怀疑和审查不应阻碍美中的科研合作；但也有专家警告，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会将无辜的学术活动变成邪恶行为。
彭博社10月26日报道，美国司法部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的领导下对起诉美籍华裔研究人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行动。
报道援引加兰德在众议院听证会的讲话说“这种歧视没有任何借口，司法部有义务保护人民。。。我可以向你保证，案件不会基于歧视而被追究，而只会基于证明其合理性的事实。”
报道指出，司法部对中国间谍调查热潮的冷却或许是因为最近一系列起诉的失败。
今年9月，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在长达一年多的审判后被宣判无罪。胡于2020年6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指控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 的研究资助时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胡安明的案子是“中国行动计划”一系列挫折的最新一起。今年7月司法部撤销了六起案件。去年，检察官结束了对弗吉尼亚大学一名中国科学家的起诉案件，当时，校方承认该科学家获得授权访问他被指控窃取的材料。
这些失败的起诉案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的批评。彭博社报道，司法部长加兰德必须在防止滥权，同时又不能对中国在美国的非法活动表现出软弱之间寻求平衡。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极其严峻和具侵略性的威胁，”加兰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每个案件都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评估的，我们每天都在继续开立有关中国的案件。”
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引发学界恐慌
2018年，时任特朗普总统提出“中国行动计划”，以学术界为重点，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多关注。
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阳阳（音译，Yangyang Cheng）最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场讲座上梳理了美中科学家交流的历史。她认为对中国科学家的审查和怀疑可以追溯到50年代。
当时，被中国政府作为爱国科学家代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70年代，杨振宁作为第一位华裔美籍科学家访问北京，先后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见。杨振宁后来谈到每次要到中国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约谈，怀疑他偷偷将技术带回中国。90年代这种怀疑再次爆发，例如李文和在1999年被控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库的机密。
程阳阳说，这种怀疑和审查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
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10月28日公布最新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亚裔科学家的种族定性比其他族裔要严重得多，亚裔难以获得研究资金，遭受更多专业挑战和挫折，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监视产生恐惧和焦虑。
百人会的研究基于今年夏天对来自美国顶尖高校的 1949 名各个族裔的科学家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行动计划”也在非华裔科学家中引起了恐慌，科学家们描述了与中国合作者断绝关系、不再聘用中国博士后，并限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研究项目为代价。
调查还显示，华裔科学家刻意不申请联邦政府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审查增加，可能导致团队规模缩小、项目规模缩小以及使用更少的资源工作。华裔科学家也开始考虑在美国以外的环境工作，影响美国保住人才。
温斯坦：美中科技交流风险大于收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社会学和亚裔研究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周敏告诉美国之音，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下，美国华裔科学家的风险相当大，但中国科学家也面临同样的风险。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各方面的控制。所以一些科学家也是顶着来自中国政府的风险参与国际合作的。
她表示：“我不会停止合作，但我会很谨慎，并遵循程序确保我所做的事情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会危及在中国的合作者的安全，因为他们也有风险。”
周敏认为，许多中国学者被指控，可能是他们个人的疏忽而不是故意隐瞒。“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学术界相信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所以有时他们可能没有严格遵守报告程序。。。不报告与故意隐藏是不同的。”
不过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美中科技交流的风险远大于收益，需要谨慎。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肯尼斯·温斯坦 （Kenneth R. Weinstein）告诉美国之音：“我们需要提高对美中科学和学术交流的警惕。天真地签署这些‘交流’ 的大学和学者，应自行承担风险，因为中国的军民融合和国家安全法可以将无辜的‘学术’合作变成具有邪恶影响的活动。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生物技术等敏感领域尤为突出。”
司法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担忧。加兰德在听证会上引用了“中国行动计划”下的几个成功案例，称约 80% 的经济间谍起诉涉及有利中国政府的行为，大约 60% 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件与中国有联系。
今年5月，八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信加兰德，呼吁拜登政府取消一项拟议中的学术特赦计划。该计划允许美国学术机构和学者披露过去所收受的外国资金，但无需担心因呈报内容而遭到起诉。
这些共和党议员说，他们担心这项特赦计划可能导致美国的技术研发和学术研究遭窃取的风险升高。议员们在联名信中表示，美国政府纳税人出资进行的研究项目必须受到保护，不应被窃取，更不应被武器化，进而损害美国的利益。
科学家：科学合作至关重要，但要警惕被集权政府利用
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特聘教授马库斯·费尔德曼 （Marcus Feldman）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该学院去年底发布倡议，呼吁美国应支持和扩大国际科学合作，表示国际大规模科学事业是美国整体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必须准备好参与国际大规模科学伙伴关系并努力确保其成功。
费尔德曼深入参与了许多中国人口合作项目，包括人口城乡流动，统计数据，定居城市的标准等，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人类遗传和文化进化、数学生物学的学术领导地位。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和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合作了大约40年，这对我自己的科学发现非常有价值。。。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重视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对学术进步的贡献。他们通常训练有素，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对所在实验室的生存非常重要。”
“当涉及到可能与武器生产或太空探索有关的数据时，我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美国的首席研究员与中国的首席研究员之间的关系。。。但我坚持认为，这些合作在主要研究者、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层面继续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中国和美国的整个科学事业都会受挫。”
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阳阳表示，面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人类危机，在疫苗开发方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人民和公众的福祉，为了科学的进步，还是为了保护极少数有权势的人的利益，有很多讨论。
她认为，对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知识产权就不应受国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关注新技术的内在风险，而不要被单纯的政治性质所掩盖。
作为例子，程阳阳提到2019年被调查的耶鲁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肯尼思·基德（Kenneth Kidd）。他与中国公安部的科学家分享了基因数据和新技术，中国政府随后利用这些信息来识别和追捕维吾尔异议人士。
对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太中心主任周敏特别提到了作为华裔科学家的权利和道德立场。
“华裔美国人应该拥有作为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政府应该为尊重华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负起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华裔美国科学家，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坚持道德立场，但也有权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周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