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以来，数以万计逃离中国迫害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得到了庇护。他们与土耳其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不过，在中国与土耳其最近达成一项协议后，一些专家说，土耳其的维吾尔社区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据信，大约有5万名维吾尔人居住在土耳其，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维吾尔难民社区。
不过，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指出，自12月26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与土耳其的引渡协议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该条约可追溯至2017年5月，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了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倡议论坛。
“如果我们看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行的系统性的同化和种族灭绝政策，这个协议可能带来的危险将是严重的，”位于安卡拉的维吾尔研究所(Uighur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艾尔肯•艾克然木(Erkin Ekrem)说。维吾尔人将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艾克然木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引渡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有死刑的中国。他说，那些返回中国就有可能被判死刑的维吾尔难民特别容易受到这个条约的影响。条约没有规定那些在中国面临死刑的人不能被引渡。
这个共有22个条款的协议规定，签署国有义务将任何因犯罪活动而被通缉的人引渡到请求国。
“只有在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才能准予引渡，” 该协议说。
土耳其的立场
土耳其和中国官员否认了有关该条约为土耳其驱逐维吾尔人提供了法律窗口的说法。
土耳其外交部的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土耳其把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看作是一项例行公事，类似于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签署的32项根据国际法引渡罪犯的条约。
该消息人士说：“把与中国的引渡条约视为针对维吾尔突厥人是极其错误的。”
在这个条约提交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说，该协议解决了北京和安卡拉在反恐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需求。
乐玉成说，在协议谈判期间，中国和土耳其代表在确定被驱逐者的国籍问题上存在分歧。土耳其提议，如果被要求引渡的人在引渡请求提出时已获得被请求国的国籍，则应承认他为被请求国的国民。然而，中方认为，这样的提议可能会鼓励罪犯通过改变国籍来逃避引渡。
“双方最终同意在条约中不明确说明国籍承认的时间，而是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将其移交给主管部门，”乐说。
据出生于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汉克兹·库尔班(Hankiz Kurban)说，土耳其无法将其提议纳入条约，这意味着尽管获得了土耳其国籍，许多维吾尔人还是可能会面临北京方面的打压。库尔班的父母虽然拥有土耳其国籍，却被中国当局绑架。
“如果这项条约得到土耳其议会的批准，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了，”她说。
库尔班说，她父亲小时候来到土耳其，母亲十几岁时来自新疆。2017年，他们两人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被中国警方逮捕，当时他们正在那里出差，自那以后就一直与外界隔离。
被拘押的维吾尔人
人权组织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拘押营对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实施了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弃信仰。但是中国否认虐待维吾尔族少数民族，说这些设施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打击极端主义，并教维吾尔人不同的工作技能。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中国政府对2009年7月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举行抗议的打压方式称为“种族灭绝”后，安卡拉和北京的关系一度紧张。两国于2010年10月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始和解。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基马尔•基里斯奇(Kemal Kirisci)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土耳其的经济影响力日益加大，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在北京对待维吾尔人方面“出奇地沉默和克制”。
他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土耳其经济的严峻形势，以及土耳其与西方传统盟友的糟糕关系，经济因素很可能起了作用。”
去年10月，39个国家致信联合国谴责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表示，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不愿加入这一努力。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学院院长阿里姆坎·伊纳耶特(Alimcan Inayet)指称，从事“东突厥斯坦事业”政治活动的维吾尔人组织发现，他们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伊纳耶特补充说，这个引渡条约意味着这些组织的“活动必须受到更大的限制”。
去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一篇报道中称，土耳其已将至少四名维吾尔人遣返到塔吉克斯坦，其中一人津内居尔·图尔孙(Zinnetgul Tursun)和她的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最终被中国警方拘留。
然而，土耳其移民管理总局去年9月发表声明，否认土耳其“直接或通过第三国”将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
尽管土耳其做出了这个重申，但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人说，安卡拉与北京在安全方面扩大了合作，这加剧了维吾尔难民对被引渡到中国的担忧。
“我爱土耳其。我不反对这个国家。尽管我从未犯过任何罪行，但我总是担心被逮捕或驱逐出境，”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难民、商人伊赫桑·卡塔尔(Ihsan Kartal)哀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