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发生的5个多月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以及随后警方十多天的围困是反修例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直接激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尽管事件最终和平结束，但有1300多人被警方登记或拘捕，其中包括一位坚守多天的被外界称为“暴徒厨师”的中年男子。他的故事记录了一位港人在追求自由民主中的个人挣扎。
记者11月22日第二次进入自11月17日被警方围困得水泄不通的理工大学的校园时，这里最初的1300多示威者已经多数走出去被警方登记或拘捕，或试图以各种方式冲出去时被抓，坚持留守的不到百人。留守者多数囤积好食物藏起来，记者全天只见到不到20人到“抗争饭堂”美食坊吃东西或寻找食物和饮水。
一位手拿汤勺，戴帽子的男子和别人聊天，不时叫零星进来的年轻人快吃摆放在一张台子上的东西。他同时提醒记者不要在食堂内乱拍，如果要拍，先征求示威者的同意。他走出饭堂出去巡视都会披上一面美国国旗，或将旗子绑在腰间。
经过多个小时的接触，记者了解到，这位39岁施先生来到理大后连日来为抗争者准备膳食。他对记者表示，他没有去前线抗争，这么多人需要吃饭，作为厨师做饭是他的天职，只要还有人需要他，他就会留在理大。
施先生告诉记者，他曾积极参与2014年港人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但运动失败后，他对前途感到绝望，患上忧郁症，与家人闹翻，被报警，坐过监。
他说：“6月的时候我还没有留意（反送中），因为我在depressed，忧郁，好几年。上次我们抗争，没有坚持，放弃了，然后失败了。怎么样了，失败以后，然后depressed，开始就没有力量。然后再有人关心，然后再站起来，就觉得想要做点事情。那时候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试一试，不成功。人家都当你是疯子，连我的家人都当我是疯子，觉得我是为了利益。没有人觉得你是为了理想，没有人认同你。他们，这个疯子，在乱来，在乱七八搞。最后所有的亲戚不管我、不理我，觉得我是疯子。我的兄弟姐妹报警，让警察抓我，坐牢。可厉害了。”
施先生接着表示，他几次试图从抑郁中挣扎出来，最后为了不连累心爱的妻子，他要求离婚。
他说：“上次雨伞，我depressed，我就寻死呀，觉得自己没用呀，自杀。还好，我自己杀不死自己。对自己失望，就是觉得自己没用。我没有怪别人，就觉得自己没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不放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呀。我自己的信念呀，我要做我自己相信的事。我要放弃所有的东西。我结婚10年了，我的妻子完全没有一点点不好。我要赶她走。她好到我们离婚她还要找我，就要跟我一起。我都要她走，我觉得我坚持不了我对她的承诺。我就动摇了，整个世界就崩溃了。”
他说，他这一代人在雨伞运动中的失败，害得现在十多岁的学生和年轻人要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守护香港仅存的自由。
他说：“我们没有顶住，放弃了。放弃的结果就是现在我看到12岁的小孩，全身装备。我看到他们睡觉的时候不肯脱掉这身装备，鞋子不敢脱。他们鞋子、袜子都是蓝色水，都是催泪水。那是什么水呀，碰到一点点就刺痛。他们不敢脱，他们要逃跑。12岁，全身装备，他们。那时候我在忧郁症，那时候我看新闻，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我每次看，每次都流泪。都是我害他们的，都是我害他们的。”
施先生表示，反修例抗争，眼见大批未成年的孩子都身穿装备上阵，感到不能再躲在年轻人的身后，他也有责任走上街头，尽自己之力。这次来到理工大学，更是要以自己的手艺为被政府贴上“暴徒”标签的抗争者做饭，也对“暴徒厨师”的称号很自豪。
他表示，许多时候他身披美国国旗是认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则对港人是很大的精神和道义支持。
他说：“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因为每天我在做事的时候身上披着美国旗，为了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但是觉得，国旗是什么。我觉得国旗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表征，其实是一个信念。美国立国的信念，应该就是自由吧。这个国旗在我身上，我把他们的信念放在身上，然后我抱持这个信念所做的事，他们觉得我为了自由而奋斗。他们觉得对的话，他们应该要支持这种人呀。如果不支持，就是信念不同。”
11月22日当晚，施先生在饭堂内与一位“黑衣人”争吵，几近动手，他指责此人身上有把刀，进来饭堂会吓得其他人不敢来吃东西。他事后向记者解释，曾觉得此人令人怀疑。
当天午夜前接换记者再次进入理大校园的美国之音粤语组特约记者汤惠芸11月23日报道，下午3点前，又称“厨房佬”的施先生带领多名记者到饭堂拍摄，怀疑有便衣警潜入校园，故意将疑似防暴警察使用的护甲、头盔，甚至制作气油弹的材料放在饭堂。此后，施先生情绪激动，精神状态开始出现不稳。下午约4点，他经一位人称“袁师母”的教会人员劝说，同意离开理大，并在教会人员陪同下经警方登记后被送上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