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外长首次接受中国官媒专访，表示去年9月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临时协议是“一个起点”，双方正在“开创一种积极的方法”。分析人士指出，梵蒂冈不断向中国当局释放善意，意在“扭转形势”，以期对话取得更好的结果，而中美关系或对中梵局势产生影响。
在5月12日由《环球时报》发表的采访中，梵蒂冈外长彼得罗·帕洛林枢机表示，自从中国和罗马教廷在2018年9月就任命主教问题签署临时协议以来，“双方之间的信任增加了”。这项协议提供了中梵两国“能够逐步取得具体成果的希望”。
他说：“双方清楚意识到，这项协议是一段漫长旅途所取得的成果，但更是一个起点。为了中国天主教团体的益处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现在能够凭著信任开启更大合作的新阶段。”
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此次帕洛林枢机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是在努力“释放善意”，以期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中取得更好的结果。
他说：“在发表这个访谈的几乎同时或稍后，在米兰一所大学由孔子学院出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两个中国的主教参加会议，其中一个就是原本受到绝罚而由中梵协议被梵蒂冈方面接纳为主教的人。这显示出了梵蒂冈方面的积极主动性。梵蒂冈方面似乎是在不断释放善意，以便争取更好、更有成效的对话及其结果，因此，帕洛林在访谈中强调中梵临时协议是个起点，这暗指未来的路还很长，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
据估计，中国约有1,000万天主教徒，其中一些人追随效忠罗马教皇的地下教会，另一些人则属于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梵蒂冈与中国于1951年断交，长期以来，主教任命问题一直是扭转两国关系的最大阻碍之一。2018年9月，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教廷承认了中国当局任命的八位主教。有分析人士认为，教宗希望以此举换取中国当局对剩下近30名地下教会主教的认可。
这项协议在天主教会内部引发批评之声。批评者认为，这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中国政府的无原则妥协。
帕洛林枢机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受到批评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通常发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发生在当一个人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时”。他同时承认，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他说：“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许多问题还应予以面对，我们本著善意和决心正在进行努力。我清楚意识到，任何人在此都没有全盘的解决方案。但我也可以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求持久和各方都能接纳及受到尊重的解决方案。”
杨凤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自中梵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以来，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境遇并未获得实质性改善，而帕洛林枢机在采访中回避这些问题，选择继续向中国示好，其目的是希望能扭转这样的局势，像是“一场豪赌”。
他说：“2018年9月中梵协议的内容至今保密，外界不知道详情。不过，我还没看到地下天主教会的境遇得到实质性改善，地下主教失去了在梵蒂冈一方的合法性，却也没有任何一位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或接纳。更重要的是，党内主管宗教管理的干部曾有人议论说：去年9月的协议如同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的无条件投降讲话，之后便是在华日本败军等待被处置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地下主教可能不甘心失败，还会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投降的，就像当年的在华日军一样。”
他还说，“到目前为止中方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显示他们似乎真的持有这样的立场，即正在收缴残兵败将。不仅地下主教没有任何一位得到党国接纳为主教，而且，近日有消息说，河北的一些天主教堂已被强拆。梵蒂冈方面不会没有收到相关消息，但帕洛林选择回避这些事实，选择向中国当局积极示好，只能说是梵蒂冈方面太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或者持有赌博心态，希望形势出现逆转。”
帕洛林枢机在采访中说，教宗方济各对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包括近期的一系列问题。教宗渴望对话，而对话的重心是围绕在牧灵方面的。
他说：“我们必须一起行走，只有这样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和互不理解，向世界表明，即使彼此的立场相距甚远，也能达成富有成效的协议。我愿重申教宗方济各很重视的一个观点，即对话的真正性质。在对话中，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应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身工作的本质。”
杨凤岗教授认为，梵蒂冈与中国对话的主要动机是寻求改善在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信徒和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境况，其中没有多少地缘政治的考虑。不过，中国方面在与梵蒂冈交往时却存在地缘政治的考量。
“从中国方面说，寻求与梵蒂冈方面对话，选择在这个节点上发表访谈内容，却是很可能有重要的国际和国内战略考虑的。我认为，中美关系越是不好，中梵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梵蒂冈方面是敞开的，而中国方面则需要化解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况。”杨凤岗教授说，“中美关系越是不好，中梵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梵蒂冈的豪赌，也未必会赌输。”
自2013年上台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规定对所有宗教实行“中国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称此举是一项“深远战略”，为了“控制、管理和操控信仰的所有方面，将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帕洛林枢机在采访中表示，天主教传教士的“本地化”工作和中国政府的“中国化”运动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为宗教和文化层面的对话敞开远景。”
“本地化是有效宣扬福音的必要条件。要结出果实，一方面要保证福音的真正的纯洁和完整，另一方面要根据每个民族和文化的特殊经历来呈现它。”帕洛林说，“‘本地化’和’中国化’这两个术语彼此指代，没有混淆，也没有对立。”
他还表示：“今后，深化这一主题当然很重要，尤其是’本地化’和’中国化’之间的关系，要记住中国领导人如何重申了他们不破坏每种宗教的本质和教义的意愿。”
杨凤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帕洛林此番话看似表达‘本地化’与‘中国化’没有冲突，实则暗示两者的不同。
他说：“帕洛林枢机区分了‘本地化’和‘中国化’，以利玛窦为例解释了什么是‘本地化’，但他没有解释什么是‘中国化’。在我看来，他知道‘中国化’是为了政治驯化——使‘外国宗教’的信徒服从于中国共产党。他并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化’，但他所传达的信息很清楚，这与‘本地化’是不同的。我认为这可能会让倡导‘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不安。”
帕洛林枢机还谈到梵蒂冈可以在促进和平、对抗贫穷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合作，而最重要的是人的基本权利。
他说：“对圣座而言，最重要的是将人的尊严置于所有这些领域的中心，首先承认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促进公益，因为它关乎众人和每个人的益处”。
杨凤岗教授指出，尽管帕洛林枢机“极力想说得好听些”，但他实则是在强调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宗教自由，而这正是“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官员所反对的”。
杨教授认为，帕洛林枢机再次做出要推进对话的姿态。接下来就要看有没有关键的中共官员做出任何公开的回应，还是会继续毫不犹豫地开展“中国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