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4月21日)，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State of Missouri)就新冠病毒起诉中国，称中国政府官员是该病毒目前全球大流行的责任方。密苏里州因此成为就新冠议题起诉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州。与此同时，因病毒而蒙受巨大损失的美国企业，已经在起诉中国的过程中先行一步。
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tt) 4月21日向密苏里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
该诉讼指控中国政府、中共和其他中国官员及机构，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从而导致密苏里州遭受生命和经济的损失。
施密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撒谎，噤声了举报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施密特的指控称：“在最初爆发的关键几周之内，中国当局欺骗了公众，压制了关键信息，逮捕了举报人；在证据越来越多的同时，否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破坏了关键医学研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暴露于病毒之中，甚至还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PPE”），从而导致了一场本来不必要和可预防的全球大流行。”
指控说，到12月下旬，中国卫生官员已经有了人传人的明确证据；但是，他们直到12月31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中国当局确实将疫情告知世卫组织时，他们否认了人传人的可能性。
此外，该指控还指出，到1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病毒传播到泰国。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他们开始在未通知公众的情况下，将新冠病毒视为严重且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在此期间，上百万人进出武汉，数千人被感染，使得全球爆发几乎不可避免；1月16日，在武汉还举行了一场有40,000人参加的“百家宴”。中国政府直到1月23日才采取行动来遏制疫情，不过已经为时过晚。
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谬。他表示，自1月3日起中方就开始向美国定期通报信息，美方同中方获取疫情信息和数据的渠道是畅通的。耿爽说，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此类滥诉不利于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疫合作背道而驰。美方现在的正确做法应当是驳回滥诉。
对于诉讼的实质意义，美国法律学者具有不同的看法。
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阿什利·迪克斯(Ashley Deeks)表示，针对其他国家的诉讼通常是徒劳的，因为美国法律一般禁止此类诉讼，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例外。
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汤姆•金斯堡(Tom Ginsburg)也说，一种称为主权豁免的法律学说，为外国政府提供了广泛的保护，使其免受美国法院的起诉。
不过，施密特在诉状的“司法管辖权和地点”中指出，只要“存在争议的经济数额超过75,000美元”，“《美国宪法》第三条第2款，将联邦法院的司法权扩大到‘在一国或该国公民与外国或该外国的公民或臣民之间的所有案件’”。
施密特在诉状中说：“本民事诉讼寻求被告为他们制造的特大公共健康危机承担责任；同时寻求准许密苏里州索回由被告的行为和不作为，所构成的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的数据，600多万人口的密苏里州，4月21日的死亡者为16名，感染者为5,963名。
与此同时，英文媒体近日广泛报道，美国已经有数个律师团队正在就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代表美国公民和美国小企业，起诉中国政府。他们都称，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为新冠病毒在美国导致伤害而承担责任。
这包括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美国联邦地区法庭提起的“娄根·阿尔特斯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Logan Alters,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1:20-cv-21108-UU) 的诉讼；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贝拉·维斯塔有限责任公司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Bella Vista LLC,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2:20-cv-00574)的诉讼；向加利福尼亚中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的“波克注册会计师及顾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Borque CPA’s and Advisors, Inc., et al.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o. 8:20-cv-00597)的诉讼。
同样在加州中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的 “卡地夫威仕地产等对中国人民共和国等” (Cardiff Prestige Property, et al,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 al, Case Number: 8:20-cv-00683)的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中国卫生部和武汉市政府，在新冠病毒爆发时玩忽职守，并向中国寻求至少8 万亿美元的损失赔偿。
诉状称，中国政府、中国卫生部和武汉市政府，早在去年年底便知晓新冠病病毒的出现，却一再封锁其存在和传播的消息，导致它在美国大流行，为美国企业带来灾难性打击。
这起诉讼由南加州橙县地区的“杜律师事务所”(The Tu Firm)代理。该律师事务所包括首席律师杜凰辉(Hoang Huy Tu)和沃尔特·提格三世律师(Walter Teague, III)。
杜凰辉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加州的所有小企业都包括在我们的原告团队中；案子进入诉讼程序时，我们将给这些企业发出通知，告诉他们，我们在进行集体索赔，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参与而退出。”
长达27页的诉状指出：“在2019年11月27日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被我们列出的被告，已经获得了可靠的科学证据，证实了这种最早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并能引起大流行……但是，他们没有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而是发起了一场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的行动。”
沃尔特·提格三世律师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发起这起诉讼的基本根据是‘玩忽职守’。他们一开始就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不受这类病毒的侵害；我们的合理推论是，如果他们没有保护好当地人民，病毒就可能从中国传到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得出索赔八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是中国每年赚进的钱。我们要让他们感到痛，以警示他们。况且，你们也看到，美国政府，山姆大叔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得花多少钱，包括给小企业的，给个人的，给失业者的，等等。这些钱说白了还是来自我们这些纳税人的口袋。如果大家不知道要索赔多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八万亿可以可作为一个参照数字，就把这里当作起点好了。”
至于假设原告胜诉，对中国的具体索赔是否现实，提格三世律师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有很多利益，他们有大量资产在美国，甚至他们握有大笔美国国债，这些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发挥作用的杠杆。”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星期分别推出法案，允许美国民众就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出控诉和求偿。
联邦众议员史密斯(Rep. Chris Smith)与众议员莱特(Rep. Ron Wright)4月17日推出法案，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起诉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人民所经历的伤害承担责任。
此前，联邦参议员霍利(Sen. Josh Hawley)也在参议院推出法案，提议将剥夺中国的主权免责权，为美国人民提供一项针对追究中共鲁莽行为的私人诉权，针对他们压制举报人和隐瞒有关新冠病毒关键信息的行为。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4月13日在微博发文，指控美国向中国“甩锅”，其中一条是指控美国政府“旁敲侧击地鼓励少数律师发起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搞‘向中国索赔’的闹剧，刺激美国社会上的反华情绪，靠极端民族主义救驾”。
对此，提格三世律师说，美国人不像中国想象的一样会服从政府的安排、对政府惟命是从；相反，美国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中，政府只能听人民的；况且，美国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各自的职权范围界限分明而互相制约。
对于美国各界向中国政府发起诉讼和索赔的行动，美国有评论者表示反对。
半月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专栏作家安德鲁·麦卡锡(Andrew McCarthy)4月21日发文，抨击美国在新冠病毒诉讼中，试图剥夺中国的主权免责权的做法是“愚蠢的”行为。
他指出，美国这么做，“没有任何美国受害者会得到赔偿，因为北京当然会无视这些诉讼，而只会把诉讼作为借口来进一步不与美国和外国调查者合作；他们也会把诉讼作为不履行条约义务的进一步依据；作为加强其在远东地区侵略的理由；作为进行报复而鼓励其他国家也剥夺美国主权豁免权的理由，以便他们可以用真真假假的海外罪名来开启诉讼，对付我们的国家和官员”。
麦卡锡说，强国永远不要假装国家安全的挑战，仅仅只是打官司而已；如果我们取下绿色的眼罩和玫瑰色的眼镜，停止将中国视为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始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一个敌对的、好斗的、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取代我们的政权，那个时候，美国才会变得更加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