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日益侵犯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严酷打压异议人士，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更多的受害者、活动人士和活动团体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寻求帮助。
2014年，当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北京市朝阳区的309医院去世前，她无法预测到，自己的遭遇三年后促成了《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首次制裁。在她的身后，不仅有和她一样飞蛾扑火的维权人士，更有一丝伸张正义的希望。
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在2017年12月21日宣布首次制裁名单，13名严重侵害人权与贪污的外国官员在列，其中就包括涉嫌迫害曹顺利致死的原中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
“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主任夏磊（Renee Xia）回顾当时看到名单的心情，她形容为“激动，也有些小失望，但是都在意料之中”。她说原本提交的制裁名单包括两名北京市公安系统中的高级官员，但是最终实施的目标是另外一名中级官员。
“中国人权捍卫者”是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和香港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从2009年开始就一直追踪和报道曹顺利的故事。在曹顺利不幸过世之后，他们也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为她伸张正义，包括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等等。
在2016年夏天，为此案多方奔走的活动人士和团体看到了希望。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提出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被纳入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中，并且很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同年12月, 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该法案。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非常具有开创性。此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只能通过针对侵犯人权的政府实施经济制裁来达到惩罚效果，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可以用来惩罚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制裁方式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今年八月份出版的《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申请指南》中指出：“该制裁针对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有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腐败战利品往往被转移到国外，因此类似制裁将产生相应效果。”
“保护卫士”的主任彼得・达林说：“这部法案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除了一些专家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它怎么运作。对于个人和小型非政府组织来说，这部法案技术性很高，他们也很难弄清楚怎么使用。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和负责这些事务的政府官员、外交官、立法部门的官员还有独立的专家们沟通，问他们普通人和普通的组织怎么利用这部法案，怎么成功申请对某个官员的制裁。在完全匿名的条件下，他们告诉我们一些申请和强化材料的技巧。这部中英文版本的指南是特意针对中国和香港的，一步一步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指南也是免费的，你可以拿着这部指南立马开始起草申请。”
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规定，公民个人或组织进行的侵犯行为调查结果，通常可作为政府决定制裁肇事者的重要证据。美国政府也允许公民个人或组织直接提交制裁材料。
基于这些规定，总部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型非政府组织“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很快行动起来，在2017年初向全球多个人权团体发出信函，并且组织了一些会议。 夏磊说：“这些信和会议一是为了向全球的活动人士和人权团体告知这个消息，第二就是提供如何强化申请材料方面的培训。”夏磊还指出，“人权第一”拥有众多律师和专业人士，给予了她的组织很大帮助。
《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申请指南》显示，制裁申请均需包括以下资料：第一，肇事者信息； 第二， 肇事者实施了哪些符合制裁的行为； 第三，相关证据。
在确定制裁对象方面，凡是具体参与实施侵犯，下达命令执行侵犯，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促成实施侵犯的人和实体，都可以作为被制裁的对象。在曹顺利一案上，“中国人权捍卫者”提交的名单是时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及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这两名官员在任期间，曹顺利在狱中遭遇虐待，于2014年3月14日不治身亡，因此二人是下达命令者，负有指挥责任。
在确认了制裁对象之后，夏磊和同事花费了大量时间收集傅政华及陶晶二人的侵权行为和证据，她说：“我们提出曹顺利的案子，必须要有从头到尾所有的证据，被抓到哪里，抓捕的机构是哪个，哪一天的什么时候，律师在其间有什么信函，就是需要各种资料，还包括一些有信誉的大媒体的报道。因为不能是我们单方说，我们单方的说服力很低，但是如果权威机构，比如联合国——我们曾经向联合国有关的人权机构曾经提交过报告，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曹顺利——那么联合国就有官方的新闻稿或者是给中国政府的信函，所有这些材料都用来支持我们的论点，就是我们说的不是子虚乌有，而是真实发生了。”
《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申请指南》介绍说，申请需要确保列出所有肇事个人或实体的完整准确的身份信息，包括：全名/曾用名，工作地址/家庭地址，出年日期， 出生地，国籍，职称，身份证及护照号码，性别，本人照片，银行帐户信息等等。此外在证据方面，亲口证词， 医学鉴定报告和结果，法院文件，财务交易收据，律师获得的证词，由NGO、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发布的报告，新闻报道等等都可以利用，而且出自知名机构（例如联合国、人权观察等）的证据来源具有更高的信任度。
夏磊说，他们最后整合的申请材料长达十几万字，递交的机构是美国国务院，而另一渠道则是美国财务部。《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申请指南》建议申请人同时提交两个部门，尤其需要与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劳工局以及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联系。该指南还建议与较大机构合作提交，比如“人权第一”组织，甚至可以寻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帮助。
曹顺利一案的申请于2017年9月提交给美国政府，夏磊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国务院官员的回信，表示傅政华和陶晶的官职级别过高，担心针对他们的制裁会引发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弹。国务院官员主动提出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的名字，夏磊说：“美国国务院显然也已经关注到了曹顺利的案件，他们也有专门的部门整理收集材料，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只是推动。国务院也会有自己的调查研究，看应该制裁哪些官员，所以外部的申请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
此外，国务院还要求他们补充了一些资料，比如傅政华及陶晶二人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夏磊和同事随后提交了另外近十名在陶晶负责朝阳公安分局期间被该机构迫害的活动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异议艺术家艾未未。
2017年12月21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裁包括高岩在内的13名人权侵犯者和腐败官员，这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首批制裁名单。此时，距离曹顺利过世已经三年零六个月，“中国人权捍卫者”称这一成就为“迈向侵权问责的一小步”。
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大规模拘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员的行动，香港“反送中”抗议爆发，西藏当局持续严厉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继续遭到非法拘押和虐待。就在本周一，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三人被迫在法庭承认煽动和参与一次未经当局批准的集会，并因此可能面临监禁。
彼得·达林预计接下来香港的人权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他说：“这意味着在香港，你必须寻找到其他的途径来伸张正义，《马格尼茨基法案》是其中的一种，因为现在香港的司法体系已经遭到破坏，香港立法会的政治自由已经死亡了。但是我们也要记注，目前香港仍然有一个法律体系存在，尽管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依然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它，提出更多的申诉，要求遏制警方暴力等等。接下来的战斗，就是个人、宗教团体、活动团体、政治团体要尽量利用法律系统，针对一切违反《基本法》的行为提起诉讼，”
在曹顺利的案件之后，夏磊和同事在过去两年也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些新的申请，制裁对象包括涉嫌“709大抓捕”的官员。美国最近一次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则是在2020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名负责人遭到制裁，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彼得·达林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清楚认识到了中共统治的面目，这也激起了多方力量进行抵抗，他呼吁更多人去了解和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他说：“我们希望个人和团体不仅仅是高声呼吁外界关注人权状况，而是也对这些人权侵犯者采取坚实有力的措施。”
*《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申请指南》提供如何申请制裁和收集证据方面的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