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我的手机收到一条来自韩国紧急警报系统的短信，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我的手机已经响起数百次了。
在我居住的首尔社区附近，一名35岁的波兰男子检测结果呈阳性。点击一个政府网站的链接，可以看到关于这名男子前两天活动的细节。
该名男子约在上午9点抵达首尔仁川机场后，乘坐特快列车前往我所住当地的地铁站，他戴着口罩在附近的易买得（E-Mart）杂货店购物。然后，他回到家中，然后在五个小时后在首尔梨泰院附近一家深受外国人欢迎的意大利餐厅享用晚餐。消息补充说，他仍戴着口罩，但在进食时摘下了口罩。
第二天，这名男子去了我所住当地银行的一楼，在街上的一家餐馆吃了饺子，前往了附近的一家动物寄宿店，然后来到当地的医院，最终成为韩国约9000 名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一员。
目前为止，这样的信息在韩国已经司空见惯，在公交车站、办公室和其他社区场所也能听到这种不祥的手机铃声的合唱。有时，我收到十几条关于我所在地区感染的警报。当我去首尔的其他地方时，我的手机会震动，显示有关这些地区的最新病例报告。
为了收集这些信息，韩国不仅依赖于面谈，还依赖于对大量个人信息的即时收集，如银行记录、电话定位数据和监控录像，不仅是对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对疑似病例也如此。
收集这种信息是可能的，因为韩国在2015年爆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导致39人死亡后，韩国议员放松了隐私法。如今，在危险的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可以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获取这些私人数据。
计划奏效
因此，韩国已经能够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群的位置，调查感染途径，迅速隔离相关人员，并警告公众避免前往感染地区。
结果令人震惊，韩国是世界上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截至周一，8961个病例中只有111人死亡。
新增病例也大幅下降。在2月29日达到每日新增病例909例的峰值后，韩国周一仅报告64例新增病例。
韩国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在不采取强制限制流动或大规模关闭企业的情况下遏制新冠病毒的全球模式。
但人们担心，各国放松隐私法以应对疾病爆发的长期影响。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Kenneth Roth)告诉我，他所在的组织“深切关注”各国政府利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来加强其电子监控能力。
罗斯说:“一旦我们允许它们（电子监控）被经常使用，放弃我们隐私权的这一基本方面，当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消退时，就很难再把妖怪放回瓶子里了。”
该组织还敦促各国“避免对行动和个人自由进行全面和过于宽泛的限制”，“只有在科学上有根据和必要时”才实施强制性限制。
接受权衡吗?
如果韩国只是暂时降低隐私保护，以换取遏制这种高传染性疾病，那么许多韩国人似乎乐于接受这种交换。
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韩国总统文在寅获得了几个月来最高的支持率。
韩国预防医学协会应急委员会主席莫兰(Ki Moran)表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危机表明，韩国迫切需要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找到“缺失的部分”。她说，放松韩国的隐私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途径。
莫兰说：“这是为什么现在流行病学调查可以如此详细的主要原因。”
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政治学和公共舆论的李相星（Lee Sang-sin）表示，在某种程度上，韩国政府得到了其威权历史遗留下来的机制的进一步帮助。
他说，其中一个遗留下来的机制是韩国的国家登记制度。根据该制度，电话公司必须要求所有客户提供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这使得当局更容易追踪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他说：“如果被民主、有能力和负责任的政府使用，这些威权主义工具可能会非常有用和有效。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回到威权体制。”
很难效仿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得各国很难效仿韩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
韩国只有5100万人口，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大首尔市区，使得政策协调更加容易。
也许最大的因素是:韩国的每个人—甚至几乎所有外国人，包括我在内—都能参与负担得起的、高效的国家医疗体系。
在单一系统下，韩国在扩大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方面的延误较少，包括在其大约50个不用下车的检测中心，这些中心因其创新和安全性而受到全球赞誉。
归回正常？
随着新冠状病毒感染人数的下降，首尔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恢复正常，或者至少是有所改善。
学校和大多数其他团体聚会仍被取消，许多人继续在家工作。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就是今年迄今为止天气最暖和的那个周末，更多的情侣和家庭冒险去汉江沿岸的公园游玩，但大多数人都遵守了政府提出的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的建议。
在首尔，市政府一直在推动一个名为“让我们从社交生活中休息一下”的口号，对于一个世界主要城市而言，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的宣传活动。但这个周末，我和妻子在当地的一家半空的餐馆里享用了一顿泡菜锅，我们都想知道新冠假期是否快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