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北京在表面上的平静中度过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当局提早进行了严密的安排，尽可能在中国大陆消除一切民间对26年前那场血腥惨案的任何回忆。但有分析认为，这凸显中共对其执政缺乏安全感以及其在面对自身历史问题上的道德缺失。
虽然今年并不是逢五逢十这样的主要“六四”纪念周年，但北京当局仍然在6月4日这一敏感日期前后对中国境内的“敏感人物”严加控制和打压。
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1日被强迫要求离开北京。胡佳5月29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人身自由从5月20日开始受到限制。他说：“（当局）对六四（的部署）是这样。4月15日进入一个警戒期，因为4月15日是六四的起点，是胡耀邦先生逝世纪念日。然后到5月20日又是一个升级的日子，因为那是戒严日。再到6月2日左右，到6月4日这一天度过，到6月5日这个期间是最高级别的警戒。所以实际上从5月20日以后我们就都已经被上措施了。”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日被从家中带走。他的妻子蒋宗曹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他被带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纽约时报6月3日刊登了鲍彤为纪念“六四”26周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开头提到，自己被要求5月6日到6月4日不得接受采访。
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对美国之音表示，每年“六四”期间他都被限制自由，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在“六四”期间对他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他说：“原来是‘六四’当天早上来上岗，又过两年，‘六四’不让你在北京呆了、让你走。走就走，我自费就走了。现在提前一个星期就上岗了，打压越来越厉害了。生怕我不忘记、生怕我不发火。”
俞梅荪1984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198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4年，他遭陷害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同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十多年上访维权，要求讨回公道。
“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六四”26周年到来前夕发出的公开信中指责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转入“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不仅监听电话，还把窃听器置入某成员家中。
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撰写的纪念“六四”文章中说，这种“新常态”就是把在敏感时期对异议人士的高压控制常态化，任何时期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都将遭到严惩。
曾经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这是北京当局要向外界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他说：“北京当局一定要表示得非常清楚，就是任何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对于共产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表达意见。”
林慕莲表示，北京的强制性遗忘政策似乎发挥了一定效果，今年纪念“六四”的声音显得很弱，虽然26周年的象征意义没有那么大，但却是个不祥的预兆。她表示，自己2013年5月在北京四所高校做实验，把王维林单人挡坦克的照片给100名大学生看，其中表示了解这张照片所反应的历史事件的只有15人。
但俞梅荪认为，这种政策最终注定会破产。他说：“当然打压后大部分（年轻人）不知道了，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是知道的，毕竟难属还在啊。他家里死人了，他每年都要呼唤啊，而且打压也还在啊。一方面政府希望大家淡忘了，同时政府又在刺激这些东西，千方百计地不要让你忘记。”
今年“六四”周年前夕，一群在海外留学的80后、90后中国留学生联署一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国内同学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关注“那些被可以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5月26日发表社评，批评这些留学生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这篇社评起到了反效果，并很快被环球时报从网上撤下。公开信的作者古懿5月27日在美国之音VOA卫视节目上表示，环球时报社评刊登前公开信只有51个人签名，社评发表后一天就新增了91个签名。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六四”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你说这段历史会不会被忘掉，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你看几千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家还是会说他不对，还是会骂他。当局现在是想让大家把这件事忘掉，那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