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到20日，华人民主书院和香港支联会在台北联合举办的“六四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关注。这是六四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在台湾举行，许多当年六四学运领袖和亲历者来到台北。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人意料地两度接见了六四民运人士，成为第一个公开、正式接见六四背景代表团的台湾总统。
在六四前夕，我们采访了89天安门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吴仁华就两岸三地在过去30年的政治状况的变化，以及六四对台湾民主进程的影响和台湾应该在中国民主进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谈了他的看法。以下是根据访谈整理的文字记录。文中观点仅代表受访者本人，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吴文华：这三、四年当中，台湾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蓝绿阵营 — 民进党和国民党，对统独，对国家的定位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由于这个分歧，社会争论也非常严重。国民党为了所谓反台独，今天跟共产党的关系走得很近，甚至有成为同盟军的可能。所以国民党方面，蓝营方面，它不会再去关心六四事件，不会去沾六四事件这个话题。对于绿营民进党来讲，由于其有一部分急独的人士，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比外国还外国，所以不能去关心中国任何的事务，包括中国这个民主化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问题，那当然也包括六四的问题。所以蓝绿两个阵营，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自己的政治考虑，所以导致台湾民间团体和民众越来越不关心六四的问题。
蔡英文总统这次接见我们参加六四国际研讨会当中的几个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八九学运中有代表性的人，像王丹、王军涛、周锋锁、方政和我，我想这是一个有突破性的行动。在这之前，蓝绿两个阵营都出于政治考虑，不会接触六四话题，也不会接触我们这些人。这一次她是打破了过去的禁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接见这种背景的代表团，而且事后马上以总统府的名义发了新闻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动作。
在会见当中，双方主要是围绕着民主价值观角度去谈，没有谈到统独的问题，只是谈到专制跟民主问题。虽然，当然大家认为从价值观来讲是肯定台湾民主转型的成就，因为它是一个民主转型的模范生。同时，也希望台湾的官方跟民间，要认识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是关系到台湾现在跟未来的切身利益。如果中国大陆不民主化的话，台湾不管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叫台湾，它都得不到安宁。所以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统的阵营还是独的阵营，如果台湾被“一国两制”了，被武统的话，这些所有的阵营都不存在了。这些阵营的愿景都没法实现。所以蔡英文总统在讲话当中，也是从民主这个角度切入，也是谈这个价值观，谈民主的价值观。
我在多次专访中谈到八九天安门事件对台湾的影响。昨天在桃园电影馆举行坦克人纪录片的放映后，我花了两个小时跟观众互动，就有年轻的台湾学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89天安门事件对台湾从政治上是产生很大影响的。因为到89年的时候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只有两年，所以当时台湾的学生运动，包括其他民众的游行集会，都是由很多限制的。当时因为执政的国民党因为出于反共或支持大陆民运的考虑，动员台湾各界，包括学生，举行大型的集会，声援大陆的民众，给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89天安门事件不久，在第二年1990年初的时候，台湾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百合学生运动，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进程，至少是取得了废除百年国会那样一系列好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天安门事件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香港的情况，包括我在内，都很悲观，因为当年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是保证50年不变。实际上现在才22年过去，已经有大幅度的变化，“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两制”，只有“一国”了。所以以后还想说在香港举行类似的六四国际研讨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今年在香港举行的话，像我，像王军涛、王丹，很多重要的参与者、主讲人，或者评论人根本不能进入香港。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所以说在香港以后不可能举行类似的活动。如果举行的话，也只有香港本土的人可以参加。香港变成了这样，过去“一国两制”下还有许多空间，那现在空间越来越小，甚至以后空间会完全消失。那台湾当然自然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桥头堡。所以今年我们利用这个活动不断推动官方和民间要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不要以为台湾只有2千3百万人，地域也非常小，无法去对抗中共专制政权。因为从民主的角度来讲，台湾如果彰显民主的价值，彰显台湾在民主转型当中模范生的作用，不要去着力于统独，着力于台湾独立的话，我想台湾的力量会显示出来，就是在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它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也会起到民主的桥头堡的作用。
我对中国的状况非常悲观，因为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没有从正面去总结经验教训，就是正面地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光是在北京就有三次百万人的游行，整个游行涉及到全国400多个大中小城市。如果正面去总结的话，就是问为什么，然后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问题。它反而从负面去总结经验教训，就得出一个结论：以后要将一切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然后就把方针定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确这三十年它一直这样做，维稳的经费早就超过了军费。这样用堵的方式，只能起到一个临时的稳定作用。但是，长期下来累积的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将越来越强烈。
吴仁华是六四屠杀的亲身经历者，特别是见证了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的那种非常血腥的场面。他说：“我是读国学的，二十四史读的滚瓜烂熟，里边有很多关于历代的血腥的记载。可是站在六部口坦克惨案的现场，我才发现什么才叫做血腥。”
吴文华说，作为身在自由西方的文献学者，他必须去记录六四屠杀事件。他说：“我不能让六四屠杀事件像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人权的事件一样，没有留下记录。”
吴仁华说，三十年来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特别是亲情。他说：“22年以后，我才能冒着风险，用美国护照，用英文名字，能够回到家中，跟86岁的母亲，跟其他的家人见面。”
他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他还有能力，还是会继续进行对六四屠杀的记录，对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加害者进行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