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的短片《珍珠》在今年的国际电影节上大有斩获。它入围2019年利兹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埃德蒙顿国际电影节，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和日本短片电影节。它还在飞雨(Raindance)电影节上获得了电影节最佳短片提名，并在翠贝卡(Tribeca)电影节上获得了特别评审团奖。
这部13分钟的片子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揪住观众的心？它体现的是怎样的普世人性？美国之音记者雨舟在加州洛杉矶的阿凯迪亚专访了影片的部分制片人——张林翰和苗华川。
《珍珠》由年轻导演冯宇超导演，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南部一处以扑捞贝类、挑出珍珠为主要生计的某水乡。与婆婆同住的年轻母亲有一双8岁和6岁的年幼儿女，平日在村里以采捞珍珠为生。
不过，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生活的画面里没了孩子们的父亲。经人撮合，母亲将离开沉闷的乡村和家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她原本要把儿女全部带走，但是“对方改变了主意”。她只得在某个夜里带着大些的儿子悄然离去，留下幼小的女儿在码头前一遍又一遍寻找母亲的身影……
美国之音：《珍珠》是否基于真实的故事？
张林翰：《珍珠》(预告片：https://www.tribecafilm.com/filmguide/pearl-20191)这个片子其实是导演冯宇超的妈妈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下午大概三点，在纽约大学摄影系读研的冯宇超接到在中国的妈妈打来的电话。可想而知，当时是中国时间夜里三、四点。妈妈说，刚从噩梦中惊醒，而这个噩梦是一个四十多年来不断复发的噩梦。妈妈第一次告诉儿子，自己在六岁时被母亲因为经济原因所抛弃，而且觉得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妈妈。冯宇超导演向我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借用了这句话，所以他的感触一定特别深。而我听到之后也深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母亲要放弃自己的孩子时，一定是有迫不得已的、非常多的社会原因。所以，我觉得很幸运，这次能跟他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主题。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福建。我和冯宇超导演有个共同的地方，他妈妈是福建宁德人，我妈妈也是福建人。拍《珍珠》的地方在福建的霞浦，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渔村。我们在美国看到，华人做电影通常是上海、北京、深圳的故事，非常少见到类似这样的福建一个小渔村的地方有机会被带到国际大银幕上。
苗华川：《珍珠》我还是相信它是一个普世的故事。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的祖籍是山东)，北方或者南方，东方或者西方，都会有遗弃儿童的事情发生。我们听过很多，身边有离婚的或者单亲父母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这个题材加上冯宇超导演本身的经历，使得这个片子更加特殊。而且，连他也不大清楚妈妈的背景，反而是从这部电影中才更了解自己的妈妈，以及更了解妈妈的家乡。我们觉得，这个切入点真的很有趣。
美国之音：能说说《珍珠》拍摄时的细节吗？
苗华川：《珍珠》(预告片：https://www.tribecafilm.com/filmguide/pearl-20191)准备时间半年，拍摄六天。这是一个发生在福建、在福建拍摄的故事，但是，拍摄的团队里很多人是国外的。困难的地方是演员方面，这个方面很值得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能够讲得这么清楚，跟演员有很大的关系。儿童演员选角很困难。八岁的小男生倒是导演很早就遇到了；女生找了很久，在当地很多学校找了很长时间，大概见了一百多个小朋友。最后是因为导演的姑姑在这个学校教课，我们于是在舞蹈班上找到了这个小女孩。我们的标准是，毕竟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挑选的演员要给人感觉是当地的，有这种地域感；而且还需要具有引起同情和共鸣的气质，如果观众对演员没有感觉就不会被打动，影片不会成功；这个小女孩就是你会希望她不被抛弃的那种样子。拍摄时，儿童演员毕竟是儿童，他们承受疲劳的能力和注意力集中的能力都远不及成人，所以要导儿童很不容易。从影片可以看出，导演冯宇超有能力在孩子们最入戏的时候抓拍到那样的瞬间。必须说，孩子们很辛苦，我们也很感谢他们的父母同意我们拍摄他们的孩子。另外，片中的祖母并不是演员，就是当地的普通居民。导演冯宇超一眼相中她的天然表情，能看到人生累积的一切都在那张脸上力。
张林翰：故事的许多细节导演有意虚化，就是男主人为什么“退席”了，婆媳之间，小女孩儿为什么主动不吃鱼只吃榨菜，等等；目的是为了突出母亲遗弃女儿这个主题，让观众受到最强的震撼；更重要的是，影片是从小孩儿的角度观看一个成人的选择和决定。
美国之音：《珍珠》这个题材是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希望获得社会的多方关注。你们是偶然碰到这个题材还是有计划要关注这个群体？
张林翰：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做制片帮助很多导演拍摄影片时，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导演越来越倾向于受政治正确的驱使。我们的《珍珠》是关于留守儿童的；我们也做过LGBT题材的，就是有个人色彩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刻意挑选某方面的题材，而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优秀导演真诚地想讲这方面的故事，想讲一些少数人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合作。
在选择题材方面，其实什么题材真的不重要。我们在选片过程中一定会以故事为准，其中的政治，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在一个好的故事中带出来。作为电影人，第一要做好的就是要把故事讲好；如果讲不好的话就无法打动观众，其中包含的政治信息也就无法有效地传达。比方说冯宇超的《珍珠》(预告片：https://vimeo.com/372792342)，留守儿童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真实，所以特别打动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也就无需限制导演自己的声音。
苗华川：我们通常找故事的时候，首先希望的是故事可以打动我们，因为电影是说故事的，尽管也有接近行为艺术的电影。我们被吸引的故事形形色色，但是多多少少会跟社会议题相关，比方说当今的性别以及性的立场，等等。
我觉得，讲到导演的声音，重点在于一个故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内容。最后就是有谁能用不一样的、自己的角度去讲。我们在读《珍珠》剧本的时候，能感到这是冯宇超在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去讲，是一种个人的境界。说到题材，社会在发展，一直会提供不同的题材，很多可以采用。但是社会潮流也会一直变化。比方说看一个影展，会看到好几个题材类似的短片。具体到美国，近来就很关注种族、移民潮、LGBT，所以很多导演、编剧都会很想碰这些题材。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些类型化的题材，但至于我们最后会触碰什么，由我们的角度和切入点来决定。
张林翰：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选片时，希望把一个比较本地、区域化的故事加以升华，希望让其他的文化也能理解和感触。比方说，冯宇超的《珍珠》(https://vimeo.com/372792342)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题材，但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其实留守儿童问题也可以超越国界和种族而放到美国。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14年，美国是中国儿童的第一大领养国，收养了将近九万中国儿童，其中90%是女童。此外，在美国也会有像冯宇超妈妈这样的被遗弃的故事，只不过幸运的是，美国有社会福利机构来加以干预和收养，让这些孩子有第二次机会过上第二个童年。所以，这个片子也会在美国那些我们预想之外的人口中产生共鸣。而我们的公司命名为Bering Pictures，用了“白令海”这个连接亚洲和美洲水域的名称，就是架起两边沟通桥梁的意思。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和希望。
美国之音：你们为何选择拍短片？
张林翰：我们之所以做短片，是因为美国不像欧洲有那么多政府机构资助新晋导演拍自己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创造一个自己的社区，大家互相帮忙，才能有机会在这种比较受经济利益驱使下的市场中有机会拍出新的故事。我们很幸运，是因为我们在电影节上有一些成功，所以有时能从获奖的奖金中得到资助；还有一些人看到我们的成绩，所以会带来投资。总体来说，我们能走到今天是比较幸运的。
美国之音：你们两人具备怎样的合作背景？
苗华川：首先我们都比较幸运，就是我们都在纽约大学念电影学院，本来学的就是同一科；而且也都在片场做过。我本人做过执行导演，也跟万达做过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实际的经验，再加上学校的经验，所以在组建公司的时候无论是寻找团队还是寻找资金方面都算幸运。我大三时参与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沉默》的拍摄制作，后来回去念大四，我们两个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张林翰：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都有对电影的热情，同时也都愿意帮助大家。我们其实都是导演出身，而我们如果想在现在的条件下在电影方面有所发展，必须要互相帮忙，所以我们也愿意做其他人的制片。这也是从别人那里学习和获取经验。我们在聊天时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接下来我们开公司(beringpictures.com)也就特别顺。
苗华川：我们的三观都很一致，甚至口味都很契合。我们都有很多自己喜欢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适合去拍摄所有那些故事。比方说，我们如果喜欢一个在美国的女性题材的故事，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美国的环境下成长，也不是在女性家庭成长，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以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去讲这个故事。我们两人都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参与不同的电影，因此也可以去多帮助其他的电影人。这点我们从来不会有任何分歧。
美国之音：工作过程中如果有分歧你们如何解决？
张林翰：有些制片非常强势，会干涉导演的自主权，比方说故事，摄影，镜头，甚至剪辑。我们的共识是，对于新晋导演来说，我们不能强加太多限制，因为这等于是悖论，想推出新的导演，同时又限制他们能说什么，这点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可能会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对另一个导演提一些意见，但是不会干涉，采纳权会归他们。我们两人工作中有时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个性都属于比较随和的，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分歧。
苗华川：我们两个人本身都挺随和的。当然，艺术应该有执着和坚持。有个故事讲一个九十多岁、经历过集中营的犹太老人，突然做起了重金属音乐的主唱，就是把从前写的诗变成了歌词；还有一个故事是三个女孩子移民到美国加州的经历。我们听到这些故事时，都认为就想讲这个故事和这个方向。当我们清楚知道最后的方向一致时，中间的细节就好商量了。我们之间很少出现一个想讲一个故事，另一个坚决不赞同的情况。即便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很合理地聆听彼此的意见，最终都会理性化，大多都会有个合理的共识。
美国之音：你们对影片《珍珠》的未来有什么期许？
张林翰：我们其实想让它参选明年二月的奥斯卡，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目标，因为我们每年都想进步和成长。我觉得时机也到了，因为现在奥斯卡评选委员会是史上最多元化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如此多外国投票人可以参与投票。而且，这个故事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跟美国更有联系，所以希望借此机会冲刺一下，看看我们能走多远。我们的优势应该有几点，一是拍摄点福建霞浦的风景非常特别，那里的山水具有中国山水画的古韵，就是在画风上很有特色；二是它从儿童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这可以跟每个人相关，毕竟每个人都有过一个童年。当发现小孩的妈妈最后的选择如何影响到孩子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所感触。三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美国在帮助中国留守儿童方面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收养没有发生的话，将近九万中国被弃儿童将是怎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