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星期天，美国第九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在洛杉矶好莱坞的多尔比剧院举行。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24个类别的“学院奖”，也就是俗称的奥斯卡奖中，韩国故事片《寄生虫》成为最大赢家；《1917》和提名时呼声最高的《小丑》等也颇有斩获。
在本次由“美国广播公司”ABC直播的一年一度的美国电影界最大盛会上，韩国导演奉俊昊的故事片《寄生虫》，夺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和最佳剧本共四个奖项，成为最大的赢家，也是首部赢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影片；曾获得11项提名而声名大噪的《小丑》的男主角华金·菲尼克斯，也以过人的演技和努力获封本届影帝，该片同时还获得最佳原创配乐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1917》获得最佳摄影、最佳音响和最佳视觉效果奖；视觉和听觉冲击力都强大的《极速车王》，成为最佳电影剪辑和最佳音效剪辑奖得主；《婚姻故事》中的女律师扮演者劳拉·邓恩不负众望成为最佳女配角；同时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婚姻故事》)和最佳女配角提名(《乔乔的异想世界》)的“双料”提名人斯嘉丽·约翰逊，尽管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演员，不过仍与本次的两奖都擦肩而过；著名好莱坞帅哥布莱德·皮特，终因《好莱坞往事》而成为最佳男配角奖得主，抱回平生第一尊奥斯卡，让女粉丝为之欢呼。
有网友评论说，“欢声笑语过后是思索；韩国片《寄生虫》之所以大暴冷门，是因为它的政治含义是全球性的。”
那么，今年奥斯卡反应美国甚至全球观众怎样的文化和心灵现状以及需求？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雨舟专访了好莱坞制片人和剧作家亚当·马科维茨(Adam Markowitz)，以下是专访片段。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以下简称记者)：今年奥斯卡奖从提名到获奖胜出有什么特点？
马科维茨：科技的进步使得电影制作和传播方式更加迅速，观众能够看到的电影越来越多，尤其streaming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渠道和平台观看电影，比方说亚马逊，苹果电视，油管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情况下，电影可以轻而易举从各种渠道“流”到观众眼前。
说到特点，我认为，怀旧感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从当初被提名的九个最佳影片角逐者看，其中六个都是怀旧型的。这包括一战和二战、当年的好莱坞、当年的组织犯罪、当年的汽车工业竞争，甚至还有更早的。尽管最终获奖的《寄生虫》并非这个类别，但是，这至少说明，制片厂一如既往地认为，从各个角度怀旧一般能够讨好和迎合观众。
我记得，心理学试验显示，怀旧能使人不那么孤独，是人生的“意义来源”。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尽管娱乐的方式增加了也复杂了，生活中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但是，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并没有随之而减轻，人生的意义感也没有随之而变强。
记者：既然谈到孤独，漫画书改编的电影《小丑》作为同类影片中的票房之王，是否就体现了人们的孤独？
马科维茨：当然，这样的片子能把人都拉到屏幕前，肯定因为它反应一些现实。它就像镜子一样照射出眼前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也是电影制作人心中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影片展示的是，男主角走在街上所感到的孤独和失败，而且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美国社会两极化很严重，人们想表达的就是这种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力改变现状，就是一种绝望吧。而他表达的方式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又是那么的过分。从政治上说，有人肯定不希望社会上有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把这种政治元素说出来。这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但是，电影一般都是由好莱坞自由派拍出来的。好莱坞肯定不会迎合华盛顿的政治口味。不过，不能忘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才是大多数。
记者：说点个人看法，我认为《小丑》实在压抑得可以，为什么在票房上却如此讨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这么黑暗和这么压抑的片子？
马科维茨：从市场角度看，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Marvel和DC这样的大型电影制片厂来说，他们所制作的超级英雄片，像《小丑》这样的高成本制作大片，尽管在本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没有大出风头，但是在市场上、在观众面前是很叫座的。我把这个超级英雄片现象称为电影游乐场，就像主题公园。这些超级英雄本身和他们的行为都是主题化的，能够把人们吸引住，可以把观众拉到电影院去。而制片厂会把钱花在这类大制作上，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类片子所产生的吸粉能力超级强大。
回到你的问题。人们乐于观看如此沉重的片子应该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特别是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生活更复杂些，他们基本都被手机捆绑了，不大能够分离。这类电影对于他们就是一场一两小时的盛宴。其二是影片所具有的暴力特点，就像额外酬劳一样。这一代人在互联网上，在油管上，在电子游戏里已经对娱乐暴力行为习以为常。就是说，他们对暴力的免疫力越来越强，所以，暴力这种娱乐手段必须是级别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才能把他们吸引过来，他们的口味越来越重。要指出的是，年轻人是这类片子的核心观众。其三，屏幕上每出现一个刺激的新画面都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就像大脑对鸦片的刺激做出的反应一样。所以，仅从画面上看，这部影片不断刺激观众大脑的本能反应，后者并没有感觉其中的黑暗或者压抑。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小丑》成为迄今为止最赚钱的漫画改编电影，全球范围收益已经超过10亿美元。
《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是靠喜剧起家的。他对媒体谈了自己的转变，尤其是《小丑》为何超级黑暗：“这完全是关注社会公正的‘觉醒文化’产生的结果。你很难与推特上的三千万人争辩。”所谓的“觉醒文化”被部分人认为过分强调政治正确，导致喜剧都无法调侃了。
记者：您认为韩语片《寄生虫》为什么如此大放异彩？它如何反应社会的某些政治现实？
马科维茨：这部电影的名字“寄生虫”就具有双向含义，指向哪边都可以，既可以是那家穷人，也可以是那家富人。一方面是穷家通过不正当方式渗透进入富家占便宜，以寄生的方式苟延残喘，另一方面却是富家四体不勤，需要寄生于“劳动人民”才可以衣食住行。
这个影片虽然说的是发生在韩国的故事，但是反应的是世界的共同问题，就是社会的两极化。这点也很打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可以说是击中他们的心坎儿了，因为美国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至少我们这些好莱坞自由派是这么认为的，而华盛顿的保守派不希望我们说出来。应该说，这点上，它与《小丑》异曲同工，虽然路径迥异。
影片中的穷人一家生活在捉襟见肘中，富人家却是朱门酒肉的境界。财富的不公平导致地位不平等，从而在精神上和社会中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穷人一家四口其实都各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而且人人都能把自己的角色饰演得炉火纯青。但是，他们却因为阶层的固化而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来“翻身”，只有靠暗度陈仓才能获得施展技能的机会。这正是社会的悲剧，就像影片中的两家人都在悲剧中收场一样。就是说，不平等是所有阶层的陷阱。
总之，随着自由社会倾向于多元化，大家都渴望表达自己，同时也有更强烈的愿望来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我们好莱坞认为，自我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这里为所有人都提供表达个性和展现差异的空间。这就像“小丑”在行为上早已离经叛道甚至不可饶恕，其心灵的创伤却总能博得同情一样。同样，《寄生虫》里那家穷人尽管一直在坑蒙拐骗，导演却并不让观众恨他们，而让观众不自觉地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亚当·马科维茨曾作为小提琴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乐团访问中国，那是第一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演的西方乐团。他们这群各种肤色的“洋人脸”在中国的绿皮火车上被乘客近距离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