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因发视频讲述自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近日再次被“监视居住”，疑遭警方报复。常玮平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打压不同声音以及实施酷刑的关注。
据维权网消息，常玮平10月22日中午在陕西宝鸡凤翔县老家被宝鸡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家被搜查。邻居将情况告知了前来寻找他的亲友。同时，警察也去了他在广东的家搜查。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国保的电话，称他因“违反法律规定”被“指定监视居住”，但拒绝透露罪名和具体何处。
作为人权律师，常玮平近年来因代理所谓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业3个月。后因原本执业律所被注销，需要在半年内转到其他律所继续执业，否则执照会被吊销。2019年5月，他申请异地转所到浙江，一直受到浙江省司法厅的阻碍，实际上已处于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状态。
律师提请审查监居的合法和必要性
常玮平被抓据信和他发布的一段视频有关。今年1月，常玮平被宝鸡国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后取保候审。他10月16日发布视频，指他在被“监居”的10天里，被24小时固定在审讯的“老虎凳”上，导致他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至今失去知觉，无法康复。
另外，常玮平去年12月初还到福建厦门参加朋友聚会。中共当局对这次聚会“如临大敌”，以“煽颠罪”抓捕了与会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和丁家喜，其他多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传唤。
中国人权律师团10月23日就常玮平被报复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发表声明，谴责对他上次被“监居”期间实施酷刑，要求追究宝鸡国保的刑事责任。
声明说，常玮平在取保期间一直低调生活，但宝鸡国保仍将他在取保候审快期满之际重新对他“监视居住”，不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明显的故意报复。
常玮平的律师张庭源和张科科10月26日前往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提出向辩护律师告知办案部门和承办人、是否被正式立案、应当向家属交付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等申请和意见，结果全被拒绝。
两位律师10月27日向当地检察院提出对常玮平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法律监督的申请书，除要求审查对常玮平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外，还要求审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执行的场所、期限、执行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讯问、体罚虐待被监视居住人等违法行为等等。
记者致电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总值班室的警察称不了解案情，要记者联系具体办案部门。
过来人的经历：监居本质就是酷刑
2019年携家人历经艰险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的结果，就是人权遭到任意践踏，酷刑成为主要的目的和手段。
陈建刚介绍，这种制度设立的最本质目的就是将一个人控制在国保手中，可以任意地酷刑折磨。他说：“我从事刑事辩护以来所接触到的但凡经历过这个程序的人，没有一例是免于酷刑的。最低的限度就是长时间剥夺睡眠和休息，控制饮食，也就是只要让一个人饿不死，甚至殴打、辱骂、威胁等等等等。常玮平经历的是10天24小时的折磨，不让他休息。他这还是让他固定姿势坐在一个板凳上。我曾经一个当事人就是这样被迫站着，几乎是24小时站着，结果这个人差一点就被整死在警察手中。”
陈建刚2017年披露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严厉酷刑，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及家人不断遭受包括停业、约谈、恐吓、劫持、阻挠孩子就学在内的各种打压。
陈建刚表示，让人感到荒唐的是，他的许多当事人向他反映，脱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送到环境一般且相当恶劣的看守所，就像进了“天堂”一样。
他说：“它最主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同一伙人、同一个机关，而且是不固定的关押地点。那么这样一伙人、一伙‘流氓’控制一个人，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机构来参与，所以就是为所欲为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当事人这样被关押，如果他们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像进入天堂一样。因为他们进了看守所之后，有固定的吃饭的时间，同一个号子里至少有十几到二十几个人，去审讯的时候警察也要按时间遵守看守所有关审讯制度，还要隔着铁栏杆，不能打他们，只能言语威胁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得到了一种保护，而认为简直像进入天堂一样。”
陈建刚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被许多人称为“茉莉花条款”，因为中共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发生后，当年8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第73条规定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秘密羁押”合法化，引发外界批评。
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长期以来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强制失踪”发表调查报告，指责中国违反国际人权，但中国政府都是冷漠以对。人权活动人士指责指定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秘密关押的无监督制约措施的酷刑，已成为中共当局残害和打压异议人士的主要手段。
茉莉花革命期间大肆使用酷刑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2015年就8月30日的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为美国之音撰写文章表示，17名709律师大抓捕案中被失踪、被秘密关押的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的家人，8月29日公开致函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当局依法说明他们家人的下落，依法办案、依法治国。
王亚秋列举一些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实例，包括知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2011年在北京被秘密羁押81天、2015年在浙江温州为反对拆十字架、拆教堂的基督徒提供法律代表的张凯律师，以及2011年茉莉花事件期间，维权律师刘士辉、唐荆陵等。
其中，唐荆陵被禁止睡觉长达10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
异议作家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接受监视居住长达96天，期间“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22小时，1小时吃饭，1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7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的何德普，早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就被公安局“监视居住”过85天，期间被关在一间无暖气、无窗户的暗室里，遭扒光衣服，由20多名看守2小时一轮班将他四肢扯成大字型强制按在木板上躺了85天。后背皮肤溃烂，还常常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稍有要求还要遭到打骂。
何德普2011年9月发表了反对让“秘密拘押”合法化的声明。他说：“我的感受是，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
709抓捕律师滥用监居
中共当局除茉莉花革命之外，另一次大规模抓捕和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维权律师和公民的事件，是2015年709大抓捕案，300多人先后被抓捕、刑拘、控制、约谈等等。709被抓的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多数人还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
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2015年7月被抓走后，9月8日从北京监居场所被转移到天津武警部队里的一个监居场所。谢燕益回忆说：“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我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号。”
谢燕益说：“它就是与世隔绝地把每一个人单独关押，而且是全封闭的。在里面，你的一切的权利呀、自由呀、这个行止呀，都要服从于专案。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必然就会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比如说对你打骂呀，强制你去坐‘军姿’呀。曾经我是被16个小时坐‘军姿’，坐得你下肢都麻木了，大小便都没法自主了。长时间，不是说1天2天，半个月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会导致人的瘫痪的。”
谢燕益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酷刑。
他说：“指定监视居住呀其实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酷刑，是反人道的，反人权的，践踏法治的一种做法，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的，等于就是强迫失踪。”
谢燕益表示，有关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滥权行为，突破底线，构成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威胁，包括统治者自己，因为他们一旦失势，也会被监居。
他说：“尤其是现在他们这些被监居的朋友，是十分需要关注的。常玮平现在，这是第2次指定监视居住。那么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它现在滥用、反复用这个指定监视居住，这个强制措施你不能无限地去运用，而且是滥用。它其实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生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威胁。”
中共当局自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后，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越来越严厉，以各种非法方式迫使他们无法执业，砸他们的饭碗。目前已有至少几十位维权律师被注销或吊销执业证。分析人士预计，中共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实施酷刑的做法不会因国际社会的压力而终止，反而会变本加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