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官方近日发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已经从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强劲复苏。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的畸形和脆弱的复苏。在北京“内循环”大戏拉开帷幕之际，这样的供给侧复苏确是在唱着反调。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布8月份统计数据时，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讯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下，面对疫情和汛情双重压力，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复苏。
官方：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复苏
这样的语调看起来有着官方数据的支持：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6%；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8月环比增长4.18%；贸易顺差高达4166亿元，增幅19.3%；而消费数据也相当引人瞩目，虽然今年1月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8.6%，但8月已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了0.5%。
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外部压力，8月的官方数据对于面临外部重压的中共当局显然是正能量 —— 中国成为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但是，北京的正能量往往会催生外界的疑问。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数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存在水分甚至得到高层官员的证实。尽管近年来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得以改进，但仍有许多经济研究机构以异于中国官方的指标对中国经济的运行进行独立判断。
中国官方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外界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同时也对当局承认经济收缩6.8%感到惊讶。二季度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强力回弹，同比增长3.2%。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以年增长计，可望在第三季度达到超过5%的增幅。
章家敦：官方捏造经济数据
从一季度收缩6.8%到二季度增长3.2，有观察者对官方数据提出疑问。章家敦（Gordon Chang）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他认为中国官方奇迹般的6月数据令人生疑。他认为，北京方面为避免第二季度继续收缩而捏造了数据，因为那样可以避免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收缩而成为技术上的衰退。
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所以，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这样的担心。照我的想法是6月份数据会有起色，但不至于到北京宣称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是营造出了一个复苏，至少在数字上是那样，为的是避免出现技术上的衰退。”
独立经济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近期对遍及中国所有省市34个产业门类的3,300家国有和民营企业所做的一项调查，揭示出中国经济两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复苏：以上海、北京和广东为中心的三个区域的“企业精英”（the corporate elite）的产出，在第三季度将好于第二季度，因而呈现出的是加速中的经济；而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企业，复苏的步伐是乏力的，尤其是地处偏远的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第三季度产出比二季度反而更糟糕。
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南华早报说，对于那些企业精英，即大公司和那些位于三个沿海地区的企业，经济是在加速中的，是北京希望呈现的复苏，也是大多数外国观察者能看到的复苏。
相对于上述调查显示出的区域间复苏的差异，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则依靠该机构编制的中国经济活动替代指标（China Activities Proxy）衡量经济增速。他们避免依赖官方的GDP数据，以及最受关注的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销售额等数据，通过收集一些低调、不具政治敏感性，也不太会被操弄的数据，包括货运、海港集装箱运输、建筑机械销售、乘客运输、房地产和汽车销量，以及服务业电力消耗量等。
凯投宏观：中国经济恢复疫前增速
凯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在最近发出的中国经济活动分析中写道，该机构预计，在经过7月放缓后，中国复苏8月份重启势头，增速以年率计从3.9%升至4.8%，这意味着因疫情放缓的经济增速已经全面得以扭转，增速略高于疫前水平。
该机构预计，尽管服务业仍然复苏羸弱，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将会有更大范围的复苏。
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尔林（Neil Shearing）在通过电邮发出的一份分析中写道，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疑问尤其合理原因。他说，该机构的替代指标显示，在2012年到2019年，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不但不合情理的稳定，还往往夸大增长步伐。但是，他认为中国官方今年发布的数据，看上去还算站得住脚，反映出中国经济相较其他经济表现要更好。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麦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其刊载于金融时报的一篇分析中，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数据质量上，而是要外界看到，那些看上去很靓丽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疫后的复苏是坚实并可持续的。
佩蒂斯：畸形和脆弱的疫后复苏
佩蒂斯指出，事实上，官方数据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复苏是畸形和脆弱的。
佩蒂斯看到，疫前中国零售增长速度略快于工业增加值增速，显示中国经济处于急需的再平衡过程中，尽管步伐缓慢；但这种关系在2020年却发生了逆转，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远超零售增速，对过去2、3年取得的有限度再平衡形成威胁。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供给侧受到抑制，即便北京当局也在过去10年里公开承认，真正受到制约的是需求侧，尤其是内需，以及消费带动的私营部门投资。
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其可持续管理的水平。这迫使经济产生巨额贸易顺差，或以过高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支出来消化供需间的差距。
不可持续的供给侧复苏
佩蒂斯指出，中国的经济复苏需要的是以需求上的复苏拉动供给侧复苏，但事实上，北京大力推动的是供给侧，因为它必须尽快降低失业率，因而它是在以推动供给侧拉动需求。而这样将会导致可持续需求和总供给间的差距加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快速提高中国贸易顺差，那样将会导致外部复苏乏力，迫使外国承负更多债务；另一个办法则是加快公共部门投资增长，但因其中大多已经不再具有生产效率，只能加大中国的债务负担。
而当前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出的正是这番景象：固定资产投资升高是靠增长更快的公共部门投资所带动，中国贸易顺差已经骤增到其GDP的4%到5%。佩蒂斯认为，中国的“复苏”是北京当局长期所承认的问题的恶化，或换句话说，是一个急需扩大内需的经济体的“供给侧”复苏。
与中国“供给侧”（supply side）复苏不同，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对家庭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佩蒂斯指出，没有实质性的经济转型，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复苏。他认为，北京当局需要迅速对国内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但这样做在政治上几乎行不通。
荣大聂：政府干预下的脆弱复苏
纽约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创建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近日在一个美中直接投资状况更新报告的视频发布会上谈到中国复苏时说：“我们所看到的复苏有些脆弱。它并不是某种可持续的改革计划的结果，而实际上完全相反，政府在危机期间重新介入并控制经济活动。”
荣大聂认为，北京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将无助于中国实现其需要达到的中期目标。
中共在今年夏天展示了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重心，通过推动改革扩大内需的“双循环”经济发展策略。但习近平持续强化国有企业，并对民营企业加强政治管控，很难令人相信这个将中共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领导人有推动改革的真正意愿。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林和立（Willy Lam）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开始强调内需、国内制造和国内经济发展，是在一旦发生美中经济脱钩时有所应对。
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这也是（中共）党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在加强控制的一个原因。”
林和立说，中共对国有企业作出巨大的投入，国企已经成为经济支柱，许多私营业主担心，从今以后，他们只能在国家控制和拥有的企业之后扮演次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