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苗在中国和世界多国开始施打，中国进入后新冠疫情时代。大流行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就业市场形势十分严峻。最近，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国掀起的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中期、终于70年代末，当时在中共的号召和组织下，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远赴他乡无归期、中断学业无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那一代人的梦魇。
时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出现重启的迹象。2020年秋季，中共7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2月23日又发布有关“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同时，中共各大官媒及知名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吹风造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
现代版下乡南辕北辙
自2019年中，中国共青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计划将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
何先生大学毕业后，父母便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了稳定的国企工作，但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去农村锻炼自己。
他说：“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家里面（帮助），在城市里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呢，因为年轻有闯劲，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安逸了。所以我就辞职了，当时正好赶上天津这边有一个考试，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去实现、完成国家一些政策，比如乡村振兴等。当时我想的是趁着我年轻，有干劲儿，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大有作为。”
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乡镇后，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让他不仅有些失望。
他说：“在我就职后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乡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把我们招募过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分到我们最开始考试时的那个岗位，而是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
两次运动殊途同归
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从中共的理论上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但实际上“上山下乡”的目的除了表面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将“革命热情未减、思想依旧活跃”的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毛氏还是习氏，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他说：“知识青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知识的优势。那么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他不希望这些人有独立的头脑，就送到农村去，那就是农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子才行啊。”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以经济问题来游说重启“上山下乡”闹剧，他说：“马克思有句话，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常常还是一个正剧，但是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闹剧或者说是一个喜剧。你现在就可以看，习近平不停的在搞闹剧搞喜剧。因为你想上山下乡毛泽东搞得时候，那是几千万人上山下乡，而且他还振振有词，他说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已经破产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候胡搞嘛。搞得是天怨人怒，那么最后就取消了，现在习近平还要搞这个东西。”
宋永毅补充道：“毛泽东那个时代他还有经济问题，他当时之所以把那么多知识青年、红卫兵赶到下乡去，除了他不好控制以外，还有经济上有问题，大量的人在城市不能就业，因为文革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现在的经济没有糟糕到文化大革命那个程度吧，那可见习近平把控制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他把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农民化放在他的首要地位。”
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独立学者吴祚来则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承诺好的补助和未来呢？
除了觉得自己“一身武功却无用武之地”，何先生事先还了解到参与人才下乡计划会有或多或少的补贴和良好的配套条件，甚至对自己未来的仕途有些许的帮助。
但现实情况与何先生的愿望大相径庭，他说：“我们的工资和待遇不是很高，可能会比普通的公务员都差一截，没有说因为针对我们的岗位有一些特殊的补助，没有，我们现在的待遇只能勉强维持我们的正常生活。”
中国的乡村振兴计划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经启动，但大多数还是以公益性的帮助和扶持为主。可人才的不断流失使当局意识到，完善实打实的补贴等实惠性政策才是让人才扎根农村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就曾提议：“通过补贴和配套条件建设，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据统计，大学生村官挂职期满后，90%面临重新择业、后期管理安置的问题。大学生村官在推动阶段获得了一些政府承诺，如解决户口、优先安排上研究生等。
很多决定参与人才下乡计划的应届生选择将“上山下乡” 当作跳板，然而，政策下不来、补助跟不上、实施能力差，人才下乡后发现事与愿违选择离开也无可厚非。
何先生说：“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下到乡村的时候，我们是不被老百姓们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去镀金，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种高科技、高学历人才是不会长期留在农村的，他们觉得我们在这儿停留一两年之后就会被政府调走或者提职，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说一些真心话，让我们去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所以说这就造成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村官儿不好当 农民要钱不要人
当何先生正式开始接触村中建设的点点滴滴时，他意识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无法与老乡沟通。教育、文化环境的差距导致村官儿和村民这两群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
何先生说，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们不愿意通过城市人才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改变生活，他们更希望等着政府救济补助自己。
他说：“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想用我在大学所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农村的建设，帮助农民脱贫，教会他们怎么去利用新时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实现脱贫致富，我想这也是国家发起政策号召的原因。但是大部分农民的固守思想是等着政府的补助和救济来解决一时的贫穷，实际上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他们的贫穷。”
新旧“上山下乡”面临不同困境
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过，上个世纪中国的“上山下乡”那不叫青春无悔，那是青春无奈，没有选择的。不得不承认，新一代知青们确实拥有了选择权，但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新时代的问题。
张女士是文革时期近2000万“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到山西插队的岁月让她刻骨铭心。她表示，现在人才下乡面临的困难与当年不同。文革时期的知青需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现在则需要对付的是人心。
她说：“我们真的到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村，接受了农民最淳朴的感情教育和最艰辛的生活生产条件的教育，才知道了农民的不容易，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在农村这几年，让自己知道了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生存的基本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经济条件，人情往来，和他们淳朴善良的真善美的真情实感。”
张女士表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当年知青单纯，老乡淳朴。但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人心变化太大了，国人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生长环境的变化让整个社会国民素质下降了。
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独立学者吴祚来则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老知青的感概
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知青被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为痛苦的不过是家园离散、骨肉分离，
张女士回忆道：“我是16岁离开北京的，当时北京市政府有号召，我初中才毕业，家里父母来讲非常反对，当时要去山西曲沃，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难忘的是当时上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当时走的时候我们将近1000人，北京市政府专列让我们去的山西，直接去的山西侯马火车站。全家送我们，全校老师同学都去送的。北京火车站8月5号上午10点钟发车的时候，车站可以说是一片哭声。”
她接着说：“然后我去了半年之后，我母亲去山西，想我想得不行，差点儿神经失常了。”
以当下中国的经济条件，回家与家人团聚相比文革时期确实容易很多，但村官儿何先生则反映，乡村基层工作繁杂，节假日周末根本不可能回去，必须要在村子盯着。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最为人诟病的是知青的教育断档。多数知青下乡时仅仅是初中教育水平，中断教育的他们最终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沦为底层。
张女士说：“因为我们16岁初中毕业之后到农村之后就没有再学习文化知识，有一部分人，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自己还在那儿看书啊。然后回到城市以后，跟城市里的一些工种不衔接这样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被淘汰了，没有文化知识跟不上时代，最后干一些社会底层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