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直为遭政治迫害者仗义执言的“文化侠女”耿潇男最近被中国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刑拘。随着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中共当局除了以各种罪名把异见人士打入监牢外，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支持者。分析人士指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使任何不愿做中共体制下的“明白人”彻底噤声。
要为英雄“献花、牵马、挡枪子儿”
中国电影人、私营出版人耿潇男多年一直为中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奔走呐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儿，为英雄收尸”。这位以侠义勇敢著称的女性，因此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
耿潇男帮助过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政治局秘书鲍彤、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以及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等人。她还呼吁外界关注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国公民运动的主要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并且为公民记者陈秋实呼吁求援。陈秋实因只身前往武汉实地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失踪。
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敢言发声，今年2月一度被当局软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带走。之后，耿潇男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声援和救助，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章润。
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许章润约一周后获释回家。不过8月中旬，许章润再度被北京国保人员约谈。当局禁止他离开北京及出境，禁止接受传媒访问，禁止接受任何资助。8月19日，许章润被清华大学解聘。
“文化侠女”和丈夫双双被失踪
几个星期后，担任传奇天辉影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耿潇男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联。耿潇男的律师尚宝军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寻人，最终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头确认，称耿潇男夫妇两人都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海淀看守所。
近期因批评习近平和中共而遭到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北京当局以经济问题为名，调查她们夫妇的出版公司，封了她先生与公司账号，抓走公司的几名职员。耿潇男女士夫妇被失联，已遭当局毒手”。
耿潇男的好友许章润最近也站出来为耿潇男呐喊。他在社媒上呼吁说：“多年来，潇男女士仗义执言，为公义而呼唤，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呐喊，此番因此而罹害，轮到我们一起为她呐喊的时候了。”
耿潇男的多名好友怀疑，她和先生遭警方带走与早前她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发声呼吁有关。对此，许章润表示，“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为公义发声，便会随时可能遭受横逆，失去人身自由”。蔡霞则表示，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大肆抓捕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已经到了“末日疯狂”的地步。
异见人士相继遭到整肃
耿潇男的律师尚宝军在多次被拒之后，终于在9月30日首次会见了关押在看守所中的耿潇男，并向她转达了她家人、国内外朋友的问候，以及外媒和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关注。
尚宝军表示，十一长假期后的一个多星期是关键的节点，因为当局会在刑事拘留37天内决定是否正式逮捕耿潇男。她的案件继续受到外界关注。
10月19日，尚宝军再次会见耿潇男约一个半小时，得知耿潇男已于10月15号被执行逮捕，但当局却没有通知律师和家人。
10月20日晚间，清华大学前教授许章润、中国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电影学教授郝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千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联合发起“立即释放耿潇男夫妇”呼吁，已有全球多个国家100多人参与联署。
与此同时，有“任大炮“之称的前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中共红二代任志强，在耿潇男被拘押两天后的9月11日，被北京一家法院以多个罪名重判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
69岁的任志强被重判的实际原因是今年2月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批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指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之后，任志强很快被失踪。4月7日，中共当局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送审查和调查。7月23日，当局开除他的党籍，并移送审查起诉。
分析人士指出，许章润、任志强、耿潇男等有影响力人物相继被整肃，是因为他/她们没有做中共所说的“政治上的明白人”，显示出当局有“枪打出头鸟”和“杀一儆百”的意图。
异见人士的支持者被全面围剿
设在美国的人权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副编辑韦德（Samuel Wade）近日发表长文表示，尽管耿潇男没有许章润、任志强和蔡霞等人那样知名，但是她被拘捕的案件显示，中国不仅在针对批评者，也在大力整肃他们的支持者，令他们孤立无援，以切断他们获取经济和法律救助，以及外界和国际的关注的途径。
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公民社会展开全面围剿，连没有站在第一线的同情者、帮助者都不放过，决意斩断所有发挥不同作用的反对声音。
他说：“耿潇男她是一个起桥梁作用的人，她很执着地在她的同辈、我们的先辈之间穿针引线，做一些沟通、协调、合作的这样一种作用。有时候她也会整理一些比如说那些前辈们的真知灼见呐，这些她去给分享出来。党国现在就把她这样的人，联系的人，作为一个他们在打压的过程中，比如说她可以去帮助联系记者，或有时候帮助联系律师，或她有时候替家属发声，就是这种角色的人，也要严格地围剿和禁绝。”
胡佳表示，中共对有影响力的耿潇男下手，就是要达到孤立异见人士、打压其支持者的肃杀效应。
他说：“耿潇男就是下场，它想让你感受就是，耿潇男夫妇两个人就是‘前车之鉴’。因为，毕竟在这个社会你要生活，你要从事一定的职业，如果这个职业涉及到出版、独立的经营的话，那想找你的罪名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就直接用一些经营性的罪名足够了。或者说最简单的‘寻衅滋事’都能给你罗织出来。在这个国家，哪怕你是最守法的公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奉行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利器，它可以保证总有一款罪名可以适合你，为你量身定制。今年就把她作为一个处置的类别吧，因为像耿潇男这样的人还有。”
一个逃亡律师的亲身经历
另外，即使是帮助异见人士打官司的律师也同样受到中共的迫害。
陈建刚律师的经历便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近年来，他代理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的湖南律师谢阳以及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媳黄婉的案件。
陈建刚2017年1月曝光谢阳被警方酷刑的情况，引发当局震怒，在未经谢阳及家人同意下，陈建刚被强行中止辩护资格，遭多次约谈、恐吓，执业也被暂停半年。
2017年5月，陈建刚一家和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在云南旅游时，被警察持枪抓捕。据陈建刚向美国之音讲述，警察居然拿着枪对着他6岁和2岁两个儿子的脑袋威吓。
据陈建刚本人介绍，2019年7月，北京司法局为阻止他代理美籍华人黄婉的案件，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赤裸裸地威胁要“失踪”他。
陈建刚表示，国保、警察这些年监控他，常常威胁他要考虑家人的安全问题。因此，为了家人不再做当局的人质遭受恐惧，他们一家人2019年年中历经艰险逃离中国，辗转东南亚几个国家，最后在美国人权组织帮助下安全抵达美国。
中共威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文件除了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外，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其实早在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已经提出，“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有分析表示，一个所谓的“明白人“在关键时刻得“装糊涂”、更要“装聋拼瞎”，要“明白利害”。言外之意是，如果你不“明白”，就要对你下手。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做“明白人”的措辞在中共历史上从土改到改革开放都是罕见的，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是警告外界你不“明白”，就对你下手。
一直处于中共监控下的胡佳表示，一方面中共的铁腕整肃已经起到了一些肃杀效应，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一代的反对者。另一方面，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暂时转为低调，一些以往的朋友聚会也停止了，一些老一辈也关照年轻一些的要保护好铁蹄下的自己。
他说：“有没有寒蝉效应，有。今年我觉得当局对言论的压制，对于他们统治的各个层面的加强，共产党经常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充分感觉到了。第一呢，老辈人也说，现在呢你们要多多地保护好自己，当局抓你们去迫害你们是太容易的了。那带来的痛苦呢，包括你父母一辈将会是整个家庭去承受的。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有恐惧感的作用。人是血肉之躯，你知道被当局套上黑头套是什么样的滋味，找你‘喝茶’、‘查水表’，或者说直接把你拘留了，更重的话刑事拘留，它给你比如说监视居住半年，哪怕是几个月，哪怕就是刑事拘留37天给你放出来，都能够让你感觉到从精神到肉体脱一层皮。即使有些人没有经历过，他也会在他的这些伙伴中感受到这样存在的痛苦。”
重回文革的白色恐怖中
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与外部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压力越大，对内整肃和打压的力度越强，已经到了对每一条信息、每个人进行严密监控的状态，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随时可能被消除掉。
他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在国内就是要加大对不同声音的管控程度。因为外部有压力了，内部就要收紧，就要对敢说话的这些人、冲在前面的人大力整肃。现在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状态。不仅仅是访民、维权律师、有信仰者，连背后的声援者，背后喊好的，哪怕是请吃一顿饭，给一点资助的这些人，也要大力地整肃。已经从第一线的管控镇压，继续往前推进，到了像耿潇男这种平常自己没有做多少让中共看得很出格的事情。”
胡佳向记者透露，他知道一些年轻人面对中共的高压恐怖，身不由己地感到惊恐和抑郁，需要服药控制。
陈建刚也表示，国内的政治环境对于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来说已经到了高度恐怖的状态。
他说：“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刑辩律师，就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2015年之前，律师还可以为刑事案件辩护，还可以能见到自己的当事人，甚至还可以拍了照片。现在刑事案件当中，我们这些人权律师基本上被剥夺出工作的权利。被抓捕的政治犯已经失去了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所以这一切都已经回到文革的状态，你有罪无罪共产党说了算。还可以做到电视游街、央视认罪。酷刑折磨和家属作为人质，这些方法没有人不屈服。”
陈建刚表示，除非在这种高度封闭、恐怖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压力和绝望。他认为，中国现在又重新回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状态，铁幕现在已经落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