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进入加速推进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压制异议，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有必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在中国，政府可以任意调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在西方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
中国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2020年投入运转，目前这套系统处在试运行阶段。
据中国官方“信用中国”网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已经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478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24万人次。中国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2万人次。除了不能搭火车、飞机之外，出现在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者，还会受到其它方面的限制，比如这些人不能被政府机关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买房、限制旅游等。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地方信用分查询（比如，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试金石信用分）。
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最近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两个监控摄像镜头。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
北京律师李肖霖曾经是谷开来同案人张晓军家人聘用的律师。他2月26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必要，使欠债的“老赖”受到惩罚。否则，违约不受惩罚，社会交易成本会太高。不过，信用系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李律师2016年的一段经历被多家媒体引用。当时李肖霖律师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地方准备买机票，当他出示身份证时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法院方面列入黑名单。李律师说，2015年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在法院败诉，法官命令他做出道歉，而他也执行了法官的命令，可是法官认为他的道歉不诚恳，因此办案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来经过律协出面协调，李律师的名字才被从黑名单上删除。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实名举报中共高层腐败现象的中国媒体记者刘虎，被禁止买机票、高铁票，不得离开他的家乡重庆。2017年5月，刘虎预订机票时才发现，他被信用系统追踪，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刘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是因言论犯罪而在社会信用评分中丢分，因为跟政治相关的原因，被列入黑名单。
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2月26日对美国之音表示， 既然是社会信用制度，就不应该跟政治挂钩。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的目的。
有一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权利过大。李肖霖律师举例说，美国的信用平台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个人的信用数据，有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政府绝对不能接触这些个人隐私。而中国确是政府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政府眼里，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