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残酷待遇，海外的一些中国汉人知识分子开始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声，反思汉人作为主体民族，被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予的身份优势。他们鼓励其他的海外汉人也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时拥有的隐性“特权”。
在美国，过去一年以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依德之死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引发了大规模针对种族问题和白人“特权“的反思。这些海外汉人知识分子虽然是美国或其他居住国的少数族裔，但在中国成长和生活时，他们是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和拥有最多资源的主要群体，与白人在西方社会所处的位置较为相似。于是，一场由白人“特权”讨论而引发的汉人“特权”讨论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
美国关于族裔关系的讨论中常用“种族”（Race），而中国更多使用“民族”（Ethnicity）。两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都被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种族多指先天遗传的生理特征，如肤色和相貌等。民族则指拥有共同文化、习俗、传统、历史背景的群体。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种族与民族的概念常被互换使用。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工作的研究员王亚秋一直在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但在中国浙江省长大的她坦言，小时候几乎没有见到过维吾尔人，也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不仅如此，她承认曾一度相信少数民族受到了比汉人更优等的对待，比如高考加分。
“这其实说明了压迫和歧视的严重性，严重到主体人群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
但来美国上学后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她说，在学校上课时使用不是自己母语的英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让她联想到了在中国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与在美国的王亚秋一样，那些少数民族的孩子需要通过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才可以在中国成为升学或是应聘的有力竞争者。
尽管王亚秋是移民，而维吾尔人是在中国长大的公民，但她对学习并使用第二语言的困难感同身受。
此外，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王亚秋说她也曾被喊“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于是更能理解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在中国被另眼相看时的心理感受。
比照自己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经历，王亚秋不久前在语音聊天平台Clubhouse上发起了一场相关讨论，名字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这个标题来自一位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在导致6名亚裔女性死亡的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后不久发表的同名文章。
文章中，这位名叫Weifeng Yang的学生把“美国白人”与“中国汉人”做类比，认为正如“美国人”常常被与“美国白人”画上等号一样，“中国人”这个概念也常被默认为“中国汉人”。他认为，虽然汉人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但在中国却是占据优势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汉人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同时，也可以换位思考。
“这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地去同情我们母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困难，比如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 他写道。
Yang同学没有接受美国之音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发出的进一步采访请求。
王亚秋表示，作为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她私下里收到过不少来自华人与中国留学生的邮件，表达对新疆维吾尔人境遇的担忧与和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但由于中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敢公开发声。
于是，没有身份担忧的王亚秋有了在Clubhouse上举办一个讨论的想法。她说，这次讨论不是人权观察的官方活动，而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仅邀请了汉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邀请了维吾尔人的加入。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身份，和我生活在美国这个现实，来和维吾尔人进行一些沟通。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样身份的人，他们也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些改变，” 她对美国之音说。
受邀同来主持这场讨论的还有人权律师滕彪。从几乎20年前开始参加中国境内的的一系列维权活动、并因此被中国当局秘密关押和折磨后，他于2012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今年的反对亚裔仇恨活动中，他都有发声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国支持这些种族平权运动的汉人也能以同样的角度去思考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
“像亚特兰大这样的事件，它的确是让很多人有了亚裔被歧视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参加这样的运动，但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去认识到，作为汉人，相对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这样的‘特权’，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他说。
“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是美国社会在讨论种族不平等时常常会使用到的词汇，指的是当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时，相对于少数族裔，美国白人所受到的优待。”汉人特权”（Han Privilege）则是中国知识界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本土化后的衍生词汇。
滕彪解释说，他并不满意“特权”这个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特权”更多得是指政府官员拥有的特殊权力，常指代政治腐败。他担心这样的翻译无法准确反映“汉人特权”的真正含义。
他认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性别红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汉人特权”的意思，即个体因为所拥有的民族或性别身份而自动成为了一个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常常意识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视或压迫，滕彪说，汉人也常常看不见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不平等。
“汉人当然有特权，” 他对美国之音说，“只不过如果你对其他民族的生活、压迫、恐惧缺乏关心的话，或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缺乏反思的话，你是意识不到的。”
滕彪认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里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王亚秋提到的必须使用第二语言参加考试和应聘工作外，滕彪还说到了维吾尔人会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绝接待，导致寸步难行，基本失去旅行自由，而且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建造的“再教育营”针对的也是维吾尔人，鲜少有汉人被强迫送进这些机构的案例。
对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待遇，同样被邀请来Clubhouse讨论的傅志彬并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彬曾因撰写书籍《洗脑的历史》而被中国当局囚禁一年多。在2018年离开中国前的十多年里，他曾多次去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加强。尽管新疆汉人与维吾尔人所占人口比例接近，但他发现，安保措施的重点执行对象几乎全部是维吾尔人。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从新疆库车到库尔勒约300公里的路途上经过了4个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汉人只需让车辆接受检查就可以通过，而维吾尔人除了需要被检查车辆外，本人还要接受安保人员的盘问。傅志彬说他常看到接受盘问的维吾尔人在安检站排起长队，而汉人只需“晃一下”身份证就可以离开。
“我想我当时要是维族人的话，我的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他说。他看到不少接受检查的维吾尔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干部模样的”，看起来“敢怒不敢言”。
不过，并不是所有海外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都赞同汉人反思自己的“特权”。
被授予过哈萨罗夫奖和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中国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反对这样的反思现象。他警告说这可能会挑拨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
“难道不是共产党欠维族人民的，而是同样受压迫的汉族老百姓欠维族人？这不是混淆是非吗，” 他在一则推文中写道。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中文用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的威权体制和专制制度是维吾尔人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因素不被消除前，反思或是道歉起不到现实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应优先于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思。
维吾尔活动人士：希望与汉人求同存异
滕彪和傅志彬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不否认中国政府的集权统治影响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包括汉人。但他们也认为，汉人受到的压迫并不源于他们的汉人身份，但维吾尔人受到的对待里还多了一层基于民族身份的不平等。
“不能因为专制体制的存在，就否认种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因为政治体制的压迫，就拒绝反思自己的种族民族的特权，” 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著名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Ilshat H. Kokbore）同样这么认为。他还表示，并不是所有反对专制的汉人都能够平等地看待维吾尔人。
目前生活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新疆的成长过程中，他遇见过不少文革时期被迫害并发配到新疆的“右派”汉人知识分子。他说，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对共产党政权不满，但每当谈到维吾尔人或是新疆时，立刻表现出了对“大一统”的支持或是对维吾尔文化的偏见和无知。
伊利夏提说，他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曾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有一次他上学迟到，按照规定必须在教室外罚站。但那时伊利夏提由于语文成绩好，深受语文老师的喜爱。于是老师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避免他罚站，就对他说：“我知道你们维吾尔人没有早起的习惯，你去坐吧。”
伊利夏提表示，他明白老师的言论是出于善意，但这么无意的一句话，让他感受到了老师心中认为少数民族懒惰的刻板印象。
那并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汉人对维吾尔人的不了解。
小学时，他被父母从伊犁的一所维吾尔小学转到了另一所位于铁路区的汉人小学，因为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母认为，只有学会汉语，伊利夏提未来才能也在铁路系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本来已经在维吾尔小学读到了三年级的他，由于一句汉语都不会，必须从汉人小学的一年级开始重读。他也成了班上唯一的维吾尔人。他说汉人同学对他作为维吾尔人不吃猪肉这件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甚至通过编造虚假的神话故事来解释维吾尔人不吃猪肉的原因，如称维吾尔人被猪拯救过，所以不碰猪肉。
事实上，维吾尔人不食猪肉是因为猪在伊斯兰文明中被认为是不洁的动物。《古兰经》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猪肉。
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汉人同学却觉得很“好玩”。这样的经历，他说，在当时“司空见惯”。
不过，他并不责备那些同学，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于他们对维吾尔人的不了解。他也不认为所有汉人都应该反思，因为许多汉人并没有参与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他们同样是一个不公正体制的受害者。
“河南一个农村里头的，甘肃一个农村里头的汉族人，他需要给我们道歉吗？不需要。不必道歉。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维吾尔人。他需要反思吗？他在那个一亩三分地里头奋斗一辈子，也就还是那一亩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吗？我觉得他也没必要反思，” 他说。
同样参加了那场Clubhouse讨论的他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和汉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并相互理解，他参与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
“我不强求别人去接受我的观点，” 伊利夏提说，“因为你不能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包括在一个家里头，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有很多无法达到完全一致，这就是人类的丰富多彩的一面，可能也是我们不幸的一面。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减少不幸的一面，尽可能多地发现相互之间可以吸引人的、可以共存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目的。”
虽然讨论的题目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但伊利夏提并不同意将汉人和白人类比是恰当的。他说，在美国的历史上，从黑奴的解放，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常常看到大量白人的参与。他认为，大比例的白人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可以说是美国的主流思潮，但积极反思自己“特权”的汉人知识分子却并不多，大多数人对民族关系的现状并没有感到不妥，很多人甚至感到满意。
滕彪也这么认为。他说，当时受到人权观察的王亚秋邀请后，故意为Clubhouse的讨论选择了一个有争议的标题，希望能吸引参与度。他认为这个标题对许多在反思种族问题的白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在这一点上，汉人还需要特别特别多的努力，” 他告诉美国之音。
除了主体民族对不平等的反思程度不同，伊利夏提认为，美国与中国虽然都是由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民众组成的国家，但产生的方式非常不同。
他说，在美国，除了历史上的黑奴等强制劳工，近几十年来，来到美国的非白人都是自愿前来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国今天对新疆和维吾尔人的统治是基于暴力之下的强迫民族融合。
伊利夏提自己的家人也是新疆“再教育营”的受害者。3月底，他通过《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记者了解到，自己的大妹妹、二妹妹、二妹的丈夫和大女儿都已被关押进“再教育营”。他也好几年没有联系上他在新疆的家人。
伊利夏提说，他也曾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政府抱有过实现民族平等的希望，但在目睹新疆的现状后，他相信，新疆的独立是维吾尔人的唯一出路。伊利夏提说，他希望未来的新疆会是一个像美国一样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滕彪和傅志彬也认为，大一统不应该是缓解汉人与维吾尔人民族矛盾的前提。滕彪和伊利夏提也都表示，维吾尔人已经找不到继续信任中国政府的理由。
“汉人至上”、殖民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研究了中国40年的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努斯·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o）认为，中华政权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并不是近年来的产物。
“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帝国政权与其他不被其统治的民族的相遇，帝国攻占了他们并将他们变为了中国人，” 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将中国与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等做类比，并表示，和历史上的所有帝国一样，中国统治下的民众被灌输了他们更加优等的观念，理应统治其他“落后”和“低等”的民族。菲斯克修认为这无异于殖民主义的思考方式。
种族主义元素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无异于殖民主义，并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近年来，随着中国对维吾尔人控制的加强，更多的学者指出中国新疆政策的殖民主义色彩。
德国人类学家郑国恩（Adrian Zenz）在2020年的报告《节育、避孕器和强制生育预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人生育率的行动》中列举了中国政府控制维吾尔人生育率的强制手段，并写道：“这些数字引起了对北京继续实行“汉民族定居者殖民主义”（Han Settler Colonialism）政策的担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新疆地区的副教授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在今年发表的论文《新疆定居者殖民主义和通向文化灭绝之路》（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Path toward Cultural Genocide in Xinjiang）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对从属民族福祉的担忧和消灭他们文化中“有缺陷”元素的行动“从本质上说是殖民主义”（fundamentally colonial nature）。
康奈尔的菲斯克修教授同样这么认为。在今年1月发表于《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的文章《中国特色种族主义》（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认为新疆就是当代中国的殖民地，移居那里的汉人对当地的维吾尔人常常抱有偏见。
他在文中还写道，中国的种族主义来自于“自我至上主义”（Self-supremacy）。这种“自我至上主义”多显现在对被殖民人口的偏见上，而这些人口常常肤色较深，被认为是“原始的”、“愚蠢的”、“落后的”。
另外，他说，汉人的“自我至上”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发生了融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和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人类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生物学上“优胜劣汰”的定律，“劣等”民族注定会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十九世纪末，中国学者严复的《天演论》帮助了源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知识界。
菲斯克修表示，在美国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相结合，为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杀戮与驱逐，和对黑人的奴役与压迫提供了正当性。不幸的是，他说，由于政治宣传和学校教育，这种已经被科学界证伪的理论在中国社会依然有着牢固的根基。
“当前的这种中国至上主义是中国的一些老旧思想和他们从西方引进的错误伪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他说。
在《中国特色种族主义》一文中，菲斯克修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残酷对待，并呼吁外界关注存在于中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不幸的是，” 他写道，“这种国家种族主义不会消失，除非它受到广泛的认识和抵制，包括中国民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