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上，中国政府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今后三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他两项分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今年初，习近平又在主持脱贫座谈会时强调要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脱贫”。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始终面临许多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习近平的“脱贫战”面临的重点之一。
三农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5年全世界极度贫困（即每日收入低于1.9美元）人口从18亿减少到8.4亿，而中国脱贫人口占到了这个数字的一半。
同时，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发展帮助上亿农民摆脱了贫困生活。抛弃“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政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也使一部分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到轻工业生产当中，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不过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减缓，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返贫现象。农业税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费”、“统筹费”等使农民负担沉重。有些地区虚报农民收入，超标提取税费，或违规按照田亩和人头平摊征收特产税和屠宰税等。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撰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和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撰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等书也详细描述了这些现象。
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卢可欣（Kristen Looney）认为，1990年代农村的苛捐杂税是中央政府希望统筹各地发展带来的“意外后果”。卢可欣教授表示，1990年代中国希望通过中央向地方收税并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平均各地方的发展，但地方政府因此把手更多地伸向农民，通过巧立名目征税收费来充实财政。
沉重的负担让农民不愿继续耕种，青壮年人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严重。面对这样的问题，胡温政府加大了三农方面的投资，在2006年废除了农业税，并在农村发展“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
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卢可欣认为，与前几任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政府提出的农业改革有几点不同。
首先，习近平政府提出的“精准扶贫”让中央政府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分配扶贫资金。卢可欣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资金分配的层级，也减少了挪用和贪污的机会。精准扶贫需要政府搜集贫困户的数据，针对贫困户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但也有人担心，对于中国这样各地差异巨大而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量身定做”式的扶贫政策过于复杂，可行性需要打个问号。
此外，政府希望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落户。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鼓励农村土地的集约化使用，这些政策似乎符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暴力征地问题如何避免？城市是否能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他们的医疗和子女教育如何跟上？如何给农民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对于年长的或由于其他原因难于学习新技能的农民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
去年底，北京市多个区县出台“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有的地方甚至用拆房、限时断水断电等政策强迫外来务工者搬迁。诚然，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特殊性，政府也不见得希望把农民进城的目的地设在北京。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政策鼓励下进程买房定居，其他城市是否会出现类似北京这样的反弹？如何促进“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融合？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回答。
习近平的“扶贫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形象与这项运动的宣传紧密相连。卢可欣说：“这场运动有民粹主义（populist）的意味，而习近平在这场运动的中心。” 而当一项政策与一个领导人相连，它的延续性也要随之打一个问号。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葛强（John Giles）认为，电子商务也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好方法。
葛强举例说，有农民在接受了电子商务培训后在家乡开设网店，卖农产品和小手工制品，“甚至慢慢改变了一些村庄的经济结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能源经济系兼职教授大卫·罗兰-霍斯特（David Roland-Holst）认为，目前评价习近平政府的农村政策是否有效为时尚早，但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增加和制造业优势的减弱，如何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如何促进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融合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