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网络言论管控和网络监控最严的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互联网控制的持续提升，西方技术公司对中共网络管控的协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
批评者指出，当今中国的网络监控之所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乃至最先进水平，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些年来一心一意力图控制中国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发声渠道，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加紧再加紧这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西方公司给中共提供的多方面积极协助。
如今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是都由西方公司提供的。2008年，在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网络信息柏林墙也就是专门用于控制中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的所谓大防火墙的时候，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为中共当局实现这种目的而打造的设备。
而且，思科公司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国当局对它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施行酷刑。
雅虎公司则一度向中共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好几位政府批评者定罪判刑。
随着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加大中共宣传力度、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封锁，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协助中共的角色越发凸显出来。
苹果在中国的网上应用店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网民可以用来绕开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VPN下架，将当局不喜欢的纽约时报的应用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多应用下架，同时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中共当局用于宣传习近平的“学习强国”应用。这种局面导致许多批评者指出，苹果公司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共当局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在纽约出版争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初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迎合中共当局的要求，它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它们通过遵从中共的要求得以留在中国，从而促成了中国的持续开放，从而给中国公民带来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中共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中国人的自由，自由世界的损害越来越明显，因此现在是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了。
胡平说，“这种游戏的玩法后来越来越不利于自由世界这一方。所以现在要提出，这些公司必须要重新考虑，即便你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有你们的善良的或比较合情合理的考虑，但在情况已经明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当然就有必要考虑改弦更张。”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提出的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西方公司普遍提出的自我辩护理由是，它们要在在中国经营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中国的法律。
对西方公司的这种自我辩护，来自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种辩护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从伦理上说，任何公司和公民个人都不应当遵从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法；再者，中共当局发布的用于网络监控和迫害的法规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宪法。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批评者提出的西方公司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声言要求以盈利谋生存、谋发展的西方公司充当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斗士，为自由民主开路，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总部设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智库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博士说，这种反批评其实也经不起推敲。
王丹说，“资本家当然是要赚钱。但资本家也是人，也应当有自己的基本良心。以苹果公司为例。这个公司在乔布斯创办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理念的。也就是说，对苹果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来说，赚钱本来就不是它们唯一的理念。现在怎么就要只是强调赚钱这一个部分呢？从资本主义起源来说，还有新教伦理在内的因素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只以赚钱为最高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即使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也觉得西方的这些大公司真的不是没有任何可以跟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西方公司与力图控制中国公众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共当局密切配合，给中共操控信息流通的硬件和软件，这种做法尽管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在批评者看来，西方公司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以盈利赚钱为以第一考虑继续跟中共当局沆瀣一气。
这种局面在2010年出现了部分的反转————早先在中国遵从中共指令、封锁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并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谷歌公司在发现中共当局试图窃取其商业机密之后决定不再遵从指令并决定将谷歌网络搜索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
然而，近年来，谷歌有意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跟中共当局谈判，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蜻蜓”的搜索引擎可以自动屏蔽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在有关的消息去年曝光并引起强烈的谴责之后，谷歌声明已经搁置了“蜻蜓”项目。这一发展被认为是少有的舆论压倒大公司谋利意图的胜利。
然而，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The Verge今年3月报道说，谷歌公司的员工发现，谷歌公司显然仍在继续进行“蜻蜓”项目，因为他们发现“蜻蜓”的电脑程序有几百处修改。但谷歌公司发言人坚持称，谷歌没有在中国推出“蜻蜓”搜索引擎的计划，也没有继续进行“蜻蜓”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