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制定宗教新规，除非获得许可，否则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在网路上传教，境外组织或个人也不得在中国境内通过互联网传教，自明年3月1日起实施。分析人士表示，从政治层面看，中共特别担心新兴宗教跟异议人士结合，共谋反叛，影响中共政权，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从经济层面看，宗教这一块其实已进入所谓的元宇宙和区块链，其去中心化、分散式的传教和募捐，使得中共难以掌控实际的宗教税收，因此必须严加控管。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12月20日公告“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这项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安全部等5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办法，明文规定除非取得许可，不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也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并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直播或者录播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洗等宗教仪式。新规自明年3月1日起实施。
该办法也规范境外组织或个人及其在境内成立的组织，同样不得在中国境内通过网络传教，也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
虽然中国政府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也强调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遵守中国法律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实体的宗教聚会纷纷改成网上传教，中国政府的这项新规，无疑在宗教人士心中产生不小的压力。
美国丰收华夏教会美东母会的牧师燕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每周通过视讯软体ZOOM来举行查经班，教友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都有；平时有讲座或是录影、活动等信息，则是通过微信联系。
他说，目前可以用ZOOM开设查经班，这是因为在同个时间点，大家同步都在线上，这对中共而言比较容易掌握。事实上，燕鹏相信，他们在ZOOM的言行早已被中共监控，但这么多年下来，特别是中国教友， 早已练就一套功夫，知道如何在网上发言才能明哲保身，“很多事情就点到为止”。
习近平扮演上帝？
燕鹏表示，新规对于中国国内教友影响最大，如果他们遭到监听、监看，可能会有人身安全顾虑，这对于基督教义的传播和教徒学习也会形成障碍。至于像他们在中国境外的宗教人士影响较小，因为中共也拿他们没办法。
燕鹏说：“中共这样一搞的话可能就很麻烦了，因为中共做事情，它们是没有底线的，看它们要怎么样去对待，我想目前大家很可能还是不会理会这个规定，但是肯定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燕鹏表示，中共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统一，但以基督信仰为例，它强调人人平等、互助、公平和公正，这跟中共推展习近平造神运动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中共是不可能允许的。
燕鹏说：“所以中共它一直扮演上帝的角色，它以为它可以呼风唤雨，它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它不可能允许任何高于它地位的东西，所以它是把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的，所以它也会打压宗教。”
台湾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锋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所以基本上对宗教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但近些年已有逐渐开放的趋势。大体而言，基督教因为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领导者，所以在中国的传布相对容易。但天主教因为有一个地位尊崇、实体的教宗存在，就比较令中共担心。
施正锋说，中共害怕万一在紧在关头，教宗所领导的天主教与中共领导者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时，中国人民会有“双重效忠”的问题，尤其现任教宗方济各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倾向支持社会改革，这令中共有点担心。施正锋说，因为过去在1970、1980年代，阿根廷是西班牙殖民地，当时的军事政权戕害人权时，当地的天主教神父、修女跟当时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是具有社会改革色彩的。
施正锋对美国之音说：“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教堂通常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24小时庇护异议分子，任何人只要到里面，就算是警察也不应该去抓，他们有保护的义务。”
分析人士说，中国一直希望能跟梵蒂冈建交，关于主教任命的问题双方持续在交涉中，因此，当异议分子跑到教堂寻求庇护时，中共陷入抓与不抓的两难。另一方面，中共也担心，在走向具有中国社会特色主义的民主化进程中，外来宗教会造成干扰。
“最令中共最担心的其实是新兴宗教，而且异议分子也在这个宗教里面，例如法轮功，”施正锋说。
去中心化
施正锋说，从历史经验得知，清代末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一开始就是借着宗教旗号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后来结合农民起义，所以中共十分警惕宗教和异议分子结合，也最担心那种无法定位是哪种宗教的宗教，因为它不像佛教、道教，或者是基督教、天主教有一个固定的神学基础，这些新兴宗教反而是相当地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且各自独立，彼此未必有隶属关系。
新颁布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强调国家安全，规定互联网上的宗教信息不能有利用宗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或者有宣扬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内容。
施正锋从防御和攻击两个面向来解读中共颁布新规的目的，他说：“防卫性的意思就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担心异议分子会跟宗教团体结合，特别是那个新兴的宗教；那攻击性的就是说它想要控制所有的大大小小，包括私人企业、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希望都有监控，能预先防范。”
习近平在12月初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坚持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评论称，宗教中国化就是要求宗教要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及习近平的“领导核心”。
对于宗教中国化，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7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汉传佛教和道教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制度化的宗教，并指中共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掌旗手和宣导者。
宗教资金流通难查
曾任中华道教清虚道派掌门主持、现任台湾中华道家文化推广学会副理事长的陈升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共打击宗教是因为它怕无法制衡这些零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宗教，担心宗教的力量会加深政治权斗的冲突。
陈升宏说：“事实上它是要为了每一个区块都能够掌握，因为中国最近在拓展元宇宙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一群人全部进去元宇宙了，元宇宙就是查不到头，所以才很担心。”
除了政治上维稳的考量，追查宗教资金流向也是中共整肃宗教的重要因素。陈升宏说，宗教也在区块链，先是小群体聚集，然后变成大群体，当它大到连国家都无法管的时候，甚至资产都可能富可敌国，或者衍生出各种帮派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隐忧，因此中共要严格控管，也要截断宗教区块链，让宗教方面的税赋能够真正上缴到国库而不是在民间流通而已，但政府却收不到、查不到，也掌控不了。
洗礼兼洗钱？
一位不愿具名的宗教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从台湾带一团宗教团到中国进行宗教洗礼，台湾教友几乎都会捐钱给中国庙方，但对方为了不想将宗教募捐所得的税赋上缴国库，很可能就干脆就不申报这笔款项，而是直接将红包收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到了晚上，他们就会把庙方的干部全部召集起来开会，将募款所得分掉。
这名人士说，中国非常喜欢台湾的宗教去中国进行宗教洗礼，几乎所有吃的、用的、花的、住的全都免费招待，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将自己平日的开销也统统放进去核销，“洗礼兼洗钱”，一次就可以“洗”到上百万人民币。
台湾中华道家文化推广学会副理事长陈升宏表示，两岸宗教人士只要经过审批，就可以进行交流，2019年时就有多达27位的中国各种道教协会的会长来台，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停滞，改成在网络讨论，或将台湾的活动录影后做成光碟，寄到中国。
他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共虽然不允网上传教，但中国的道士会收台湾的学生，台湾的老师也会收中国的学生，所以还是可以透过这种“地下管道”，请双边的学生夹带资料往返，继续传承道教文化，并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而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