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周二(7月20日)抵达日本，展开其本周出访东北亚行程的首站。不过，此行最受瞩目的最后一站，也就是，访问中国的行程，一度迟迟无法定案。几经波折，国务院终于周三(7月21日)晚拍板定案，谢尔曼确定出访中国，而且中国升高层级，安排外交部长王毅在天津会晤谢尔曼。
分析人士说，美中关系持续处于对抗和竞争中，有必要重启对话，并展开合作，虽然合作之窗已“前所未有地在变窄”。
一位中方知情人士周二(7月20日)向美国之音透露，中国已经同意让外交部第二把手、副部长乐玉成与同为美国国务院第二把手的副国务卿谢尔曼见面。因此，这位知情人士说：正在进行任内第二次出访亚洲行程的“她(谢尔曼)肯定会来(中国)”。
对此片面消息，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因为当时，中美两国官方也皆未有进一步的公开说明。
不过，时值隔日，也就是周三(7月21日)晚，美国国务院正式以书面新闻稿公布，谢尔曼将于7月25-26前往天津，会晤中国外长王毅，“以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
此趟迟来的中国访问可谓几经波折，也在过去一周来引发两国外交圈的热议，因为在此之前，各界一度以为此行无望，也担忧美中关系会因此再下一城。
回顾始末，美国国务院上周四(7月15日)首度宣布，谢尔曼本周将出访日本、韩国和蒙古，但行程未提及中国，让华盛顿的外交圈相当意外，也随即引发媒体揣测。
谢尔曼访华几经波折
英国《金融时报》曾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中国拒绝让谢尔曼与她官阶相当的乐玉成见面，只同意让她赴天津见在外交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五、负责美大地区事务的谢锋，美方于是紧急取消了谢尔曼出访中国之行的计划
另有猜测认为，中美双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谢尔曼的访华行程，可能与拜登政府当时正准备对镇压香港民主的中国官员采取制裁措施有关。
不过，美中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隔日(7月16日)立即澄清表示，如果一切都安排妥当的话，美中两国还在针对谢尔曼在最后一站出访中国的可能性，进行磋商。
这位官员说：“对于每一次（访问），我们都非常努力地与每个国家建立一系列安排......我们正在与中国做出这些安排的过程之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问及此事时则三缄其口。
谢尔曼确定出访天津前一天，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谢尔曼已经决定出访中国的消息属实，但中美双方至今都未能完全敲定细节并公开行程，这说明拜登政府上台这六个月来，美中两国的“磨合非常不顺畅”， 两国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还存有一系列的障碍。
学者：合作之窗前所未有地在变窄
朱锋指出，美中两国目前只见对抗和竞争，合作之窗迟迟未见开展。
朱锋说:“我觉得，合作之窗关键是怎么定义？在什么问题上合作？现在来看，这个合作之窗确实前所未有地在变窄，因为一系列争议问题。”
他说，中国希望美国能减少对中国的打压，但不管是香港、新疆人权议题，还是美国军用运输机近期降落台湾等争议，美国都一再踩到干涉中国内政的底线，中国的反弹和不满自然不在话下。
美国对中国的施压近期逐渐升温。美方上周对七名驻港的中联办官员祭出制裁，并就香港的商业风险发出警告，引发香港中联办和中国外交部分别做出“美国制裁废纸一张”和“奉陪到底”等的强烈反弹。
美国司法部7月19日还指控4名中国公民参与一项由中国国安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美国更进一步联合英国等盟友公开指责中国国安部在全球实施网络攻击行为，引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7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强烈反弹，他指控美方“此举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抹黑和打压，中方绝不接受。”
针对一连串的美中交锋，朱锋说，就算谢尔曼天津之行真的成行，两国副部长级的会谈气氛已经不佳，“双方抱怨都比较大”。不过，即使两国互相不满的情绪升高，又即使美国国内“恐华、反华、嫌华、疑华”的情绪也高涨，朱锋说，中美两国还是要坐下来谈，毕竟两国都不希望进入新冷战的局面，也不希望因为任何一方的误判而导致敌意升高。
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朱锋说：“短期内，我觉得现在拜登政府刚上台，他的整个中国政策就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所以中方也当然很不满。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管现在双方有什么样的抱怨，但是，恢复正常的接触，启动对话，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将是中美关系未来最重要的变数，不过，对华强硬已是拜登政府凝聚国内共识，并与共和党在一系列政策上交易的唯一合作点，因此，他悲观地表示，拜登政府几乎在中国问题上没有放软的转圜空間。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逸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不只美国持续施压不放软，中国也摆出了高姿态，例如在安排谢尔曼的会面层级上，似乎一度有矮化美国的意味，又例如，近期美国提出设立美中热线后，中方却不领情地称“多此一举”，看得出中美两国的高层都要靠对抗来向内部的政治圈交代或巩固其国内的治理和政权。
他说，虽然两国在经济上仍保有密切的往来，但美中的博奕已经和冷战时期美苏间的较量非常相似了。
胡逸山表示，美中自3月份的阿拉斯加会谈爆出火药味来，两国的关系就“停滞不前”。因此，现在确有重启对话的必要性，也有帮两国元首高峰会，即未来的拜习会铺路的急迫性，以免关系持续恶化。
他说，其实外界并不期待两国关系能马上回到正轨，只希望透过对话，美中能避免出现比制裁更实质的恶化迹象，例如，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任何擦枪走火的冲突或交锋。
胡逸山认为，美中关系要出现有所合作的转圜要靠最高领导人才能拍板定案，因此，未来的拜习会至关重要。
胡逸山说：“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需要中美的最高层，也就是习近平和拜登(来)敲定。那么这些副部级官员间的交流，主要就是厘清各自的立场，再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避免各种的误判等等。”
拜习会不容延迟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也同意，美中关系已经进入有竞争、有对抗、也有合作的“三合一”关系，因此，若再不开启合作，关系不够完整。他说，即便在合作面受挫，双方还是要见个面坐下来谈，才能让这两个核大国、全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关系“保持在可管控的范围”，而不是只能透过媒体或非官方管道来交换意见。
同样也是谢尔曼确定出访天津的前一天，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谢尔曼因层级安排问题而取消中国访问行程，不仅不利于美中关系的长期发展，更会耽搁到未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官式会晤、甚至拜习会的安排时程。
因此，黄介正建议中国放下任何不愉快的情绪，促成乐玉成和谢尔曼本周的对谈，甚至最好安排外交部长王毅或中共政治局委員、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会谈之外、以巧遇的方式，也和谢尔曼短暂会晤，这将是开展双方良性互动的最理想方式。
黄介正说，未来拜习会的最佳时机应是在多边国际体系的场合，因为对双方都有面子，也不会有谁去见谁的不对等问题。他说，或许拜习会安排在印太四国锋会后也是一个可行的时机，因为符合拜登政府“先盟友、后对手”的基调，而中国也可能会接受，因为其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个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操作的政治杠杆空间。
针对美中热线的倡议，黄介正认为，两国元首早已设置热线多年，但使用率的确不高，自1998年设立至今，大概只接通了六次。而其他的高层热线则不一定接得通，例如，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或2001年南中国海“军机擦撞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始终无法联系上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而退役后转任驻华美国大使的普理赫(Joseph Prueher)手上即便有多个中共高层的电话号码，但却都无人愿意接听。
面对目前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黄介正说，两国迫切需要一个“避险机制”，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军委的联合指挥中心和美军印太司令部间的热线或对口必须要尽快设立或指定。他说，此一机制比元首热线更重要，因为在这些区域若突发了任何危险接触或误击等事件，并不需要马上惊动两国元首，这种误会需要的是两国军事单位的立即沟通和化解，才不致于酿成更大的危机或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