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香港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根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已有超过1万人被捕，其中约7000人仍未被正式起诉。针对未起诉案件是否“划线”免予追究，港府官员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明确拒绝，认为尽早终止案件不符合法治原则。一些曾被捕的社运人士表示，他们对未来出入境可能遭遇再拘捕深感不安，并认为这将影响未来的职业规划和生活。
港府拒绝对反修例未起诉案件“划线”处理
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曾在去年2月表示，警方正审查相关案件，并计划公布处理方案。然而，特首李家超随后表态称，设定“基于证据之外”的时间表并不现实，也不符合法治精神。时隔一年半，港府至今未有进一步进展公布。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近日建议政府“划线”，尽快明确对证据不足的个案不再处理，但这一提议也遭到多位港府高层的反对。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明报》专访时强调，未被起诉的个人应享有基本自由，但基于法治原则，严重刑事案件无时限追溯，所谓“划线”不符法治精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表示，任何不基于法律规定的时间界限都有违法治原则。
2019年因反修例运动被捕、至今未被起诉的社运人士周嘉发表示，他和许多被捕者一样，对于出入境时可能被重新拘捕感到不安，甚至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带来负面影响。他希望政府能尽快对未决案件有明确处理，显示“向前看”的态度，而非继续追究“陈年往事”。
社运人士指无限期被追究或影响工作
2019年曾经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至今未被起诉的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五年来并不是好像林定国所讲，可以如常生活，与很多被捕人一样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也好像永远都不知道律政司基于什么考量，决定控告与否，他形容长期留着一条“尾巴”不是好事。
周嘉发说：“我们好像永远都不知道，到底现在律政司是基于些什么考量，去决定告还是不告呢？会不会将来又可以发明到一些新的条例，可以追溯当时一些合法的行为呢？即是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最重要就是你始终是当年被捕的一份子的话，这些资料又会不会流出呢？会不会影响你去找工作也好，又或者是你的升迁也好，即是好像永远都是留有一个‘尾巴’，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周嘉发表示，他希望尽快就反修例运动的案件有一个了断，让外界知道政府是“向前看”，而不是不断要追究一些“陈年往事”。
周嘉发说：“对于无论我本人也好，任何牵涉这些2019年的示威案件的人都好，其实都是想有个了断，即是起码都我们知道政府现在即的是‘向前看’的，不是还在这里跟我们计(较)一些什么‘陈年往事’。即是到底再进一步去检控这一班人，是在传递一些什么信息给这个社会，以及未来一代去看也好，又或者是国际社会会怎样去看待这一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政治检控？但是当我们都没有将这些追究警暴放在口唇边的时候，是不是政府都继续是要重提2019年的事呢？如果它可以说未有证据就可以将来检控的，会不会警暴都只是未有证据递到法官前面而已？我们一直(保)存着很多证据的。”
学者：社会和解前景堪忧，或影响社会心理健康
香港社工学者、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Kingston College London)社工课程讲师龚伟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政府拒绝尽快就反修例运动悬而未决的个案“划线”，令人质疑当局是否有心让社会复和，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气氛会影响超过一个世代的年青人，可能令他们对将来失去盼望。
龚伟森表示，近年香港社会表面回复平静，但是港府的做法反映当局仍然未放心，要用高压的方式控制异见声音。
龚伟森说：“其实政府这样去拖着，是不是一种政治的、故意要塑造一种政治的白色恐怖呢？令到人们继续去噤声呢？即是原来禁了五年了还要禁下去，究竟这种噤声要禁到多少年呢？在什么情况底下是可以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可以给一些意见，而这些意见可能在政府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是不是在反映在整个我们的香港社会，已经不再有一个是可以反对，或者不同意政府的声音的呢﹖这种很可能是违背良心的做法，即是我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不发声，或者见到一些不合理的事不发声，这种气氛慢慢拖延下去，其实很蚕食整个社会对社会正义的投入。”
龚伟森表示，这种严刑峻法、压制公民社会的氛围，可能会影响市民的精神健康，长远而言亦会对社会治安造成负面的影响。
龚伟森说：“对于小市民或者是一些公民社会来讲，即是‘有冤无路诉’、这种‘有冤无路诉'会不会是可能长久来讲，是可能造成很多不同精神健康上面的问题，以致可能是很多伤人、或者可能命案、偷窃等的罪行是会发生呢？这个在社会学上都有一些理论去支持的，尤其是当一个社会不开放、当一个社会愈禁闭的时候，就愈有很多非法的行为会出现，似乎香港暂时不是很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都是只有5年的时间，但是长远下去似乎这个(问题)我们都值得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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