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4年前的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爆发。在这场战役中，美海军陆战一师遭遇数倍于自己的中国“志愿军”，被分割包围，但最终突出重围，成建制撤离。罗伯特·哈兰是幸存的陆战一师的老兵之一。2024年10月13日，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和战友们是如何艰难突出重围的经历。
“他们的指挥官说：‘我们不能像一群流浪汉一样来这里(跟他们汇合)，我们要拿出海军陆战队员的样子来！’ 他让剩余的部队立正，向右看齐，然后步伐整齐地向前走来。在距离我大约25到50英尺的地方，他(指挥官)口中还为他们喊着一二一。
……有人开始唱起海军陆战队的军歌……。几秒钟后，他们所有人都唱起了海军陆战队的军歌。这让我后背发颤。这些官兵刚刚血战了七天七夜，期间几乎没有睡眠，几乎没有吃的，只吃了一点我们空投的糖果，而这会儿在高唱海军陆战队军歌。打了七天七夜之后，你可以想象还有谁会张口唱歌吧？但是他们在唱！而且我亲耳听到了！ 他们距离我那么近，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唱歌,看到他们的动作。我内心十分感动。”
74年后，想起18岁时在朝鲜战场上目睹的那一幕，92岁的美国海军陆战一师老兵罗伯特·哈兰(Robert Harlan)依然有些哽咽。
2024年10月中，亲历长津湖战役的十几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士和陪同他们的几十位家人从美国各地赶来，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庆祝长津湖战役胜利74周年。哈兰是其中之一。
哈兰讲述的是为掩护陆战一师撤离而断后的海军陆战队一师七团在战斗结束后与大部队在下碣隅里汇合的一幕。
“他们当中不少人过去几天里都不得不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因为敌人数目大大超过他们，200个人的连队现在只剩下20人，90%伤亡率。不是90%都战死沙场，但是很多人都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冻伤，我自己都有冻伤，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长津湖期间，气温一直在零下30到40度。”他说。
哈兰本人在长津湖战役中也被冻伤了。他说，这样的冻伤几十年后依然影响着他。“大约60岁那年，我的冻伤转为周围神经病变。……现在行走需要拐杖或者是助步车什么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师长奥利佛·普林斯·史密斯(Oliver Prince Smith)1950年12月17日在写给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信中，也有一段对从长津湖撤退到南部的陆战一师的官兵的描写。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胡须满面，脚上都是冻疮，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是高涨的，他们仍然是一支可以打仗的部队。”他写道。
哈兰生于阿肯色州，17岁那年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长津湖战役期间哈兰担任陆战一师的卡车驾驶员，负责运载弹药、水、食品、手榴弹等战时必需品。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与陆战一师的“乔治连”在一起。2024年10月，哈兰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亲历的长津湖战役。
指挥官命令立刻撤离
“1950年11月27号早上，我们从下碣隅里(Hagaru-ri，长津湖战役时陆战一师师部所在地，也是后勤补给基地)出发，沿这条路向西北方向挺进，到达柳潭里的时候是当天，也就是11月27号下午，然后马上在部队周边部署一道防卫线。(我们）在四周都装了绊索照明弹。中国人一旦跨到这边来，就会踩到它们，这些绊索照明弹就会被引爆，同时会照亮四周。”
哈兰说，随后，他开着卡车，载着十几个人，包括一名指挥官继续前行，行驶到柳潭里以北大约五英里的地方，指挥官从车上下来观察了一下周围，然后命令他们立即撤离。
哈兰说，他当时并不明白那名指挥官的意思，但后来想想，“他一定是发现中国部队就在不远处，意识到我们紧接着唯一要做的，就是从那里逃脱出去。”哈兰说。
哈兰说，他调转车头，重新回到在柳潭里的三营指挥所。“那会儿天还不怎么黑，他们还在部署部队周边的防卫线。我看到我的长官、中校(LtCol)罗伯特·泰普莱特(Robert Taplett)在查看防卫线内以内部署的状况。他预料那天晚上敌人会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哈兰说。
保卫柳潭里营地
哈兰说，当天晚上9点左右，指挥所附近一片混乱，仿佛“地狱之门被打开。”“一下子到处都是敌军，山上到处都是。他们攻进了我们的指挥所，在我们之前搭好的、准备专门照顾伤员用的医疗帐篷外面，打死了我们的执行官基尼上尉。他当时正在探望伤员，敌人在帐篷外面看到他，当场把他打死了。那是我们在柳潭里遭遇的第一个伤亡。”
他说，后来敌人还向他们的无线电棚屋和帐篷里扔了大量的手榴弹，造成通讯上的麻烦。
虽然哈兰所在连队的执行指挥官被打死，但是哈兰说，接下来那几天，共军并没有成功占领指挥所。
“我当时离长官很近，听到他说：布莱克！把你们排带过来！各就各位，把指挥所周围所有能看见的敌人都清掉！一个不剩！
乔治连的陆战队员拉开一排，从指挥所的中央位置，开始向外扫射；我也离开我的岗位，跑去加入他们。但是刚跑出500码(大约450米)，就又跑回来了，因为我差点忘了：不能离开岗位！在海军陆战队，要求是不能离开岗位的！
后来长官让乔治连返回到指挥所来，因为他们眼看就要被敌人包围了。那会儿，已经成功清除了指挥所周围的敌军。”
哈兰说，他不开车的时候，就拿起步枪，和其他陆战队员一起，保护营地。“每一个陆战队员都必须首先是一个称职的步兵。”他说。
哈兰说，他们在柳潭里呆到11月30日，后来接到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将军(General O.P. Smith)命令，要求他们停止与敌人交火，沿着来时的路，掉头向南进发。第七战团奉命断后，掩护所有人撤离。
“因为敌人数目过于庞大，要想守住营地是做不到的。为了避免被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彻底消灭，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成功撤退，这样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哈兰说。
“1950年12月1号，我们开始向南撤退，路上经过了七团奉命把守的德洞山口(Toktong Pass)关口，我们一路不停地打，直到距离下碣隅里大约12、13英里的地方，中方的火力反击才几乎没有了。”
他说，负责断后的第七战团在其他部队顺利通过之后，由于敌人火力过于庞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没能成功冲出重围。
哈兰说，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3号，他开着卡车，成功抵达了下碣隅里。当天下午，第七战团的一些官兵也会赶到这里跟他们汇合。他看到了开头令他震撼的一幕。
长津湖战役后，哈兰往家里寄了一张照片。他说，他母亲拿到照片后说，18岁的他看上去年长了10岁。
空降桥梁，跨越水门桥
“到了下碣隅里以后，我们在那儿呆了两三天，中方在芬奇林通道(Funchilin Pass 水门桥)那里把桥梁给炸断了，下面的山谷有500到1000公尺(米）那么深，没有桥梁的话，根本没法儿过去。”
哈兰说，后来空军给我们空降了车辙桥预制件(Treadway Bridge)，或者说是几段车辙桥预制件，由工兵给搭起来，部队才顺利继续向兴南港挺进。
“他们把桥段从货运飞机的尾舱踢出去，桥段空降50英尺左右的时候，降落伞都爆了，因为钢筋桥段实在太重了，加上降落的速度又快，你能听见降落伞爆了的声音，啪、啪，就像气球爆了一样。幸好那天天气好，要不然飞机难以找到降落地点。”
他说，陆战师的工程师们用推土机把那些车辙桥预制件拖到桥梁之前被炸毁的地方，把几段钢筋桥梁连接起来，人员和车辆这样才跨过桥，继续前行。
哈兰提到的这一段在中国电影《长津湖》的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中有所涉及。事实上，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中国军人如何炸桥与美国军人如何守桥和修桥的对抗。水门桥是美军从下碣隅里撤退到咸兴地区的必经之路，中国军队只要炸掉水门桥，就可以彻底阻断美军继续南撤。根据电影，中国志愿军在水门桥前后执行了三次炸桥任务，最后全连157人仅1人生还。
后来，不少中国影评人指出，水门桥战斗暴露出中国志愿军的一个最大短板，就是军事科技力量薄弱。
哈兰说，当时他开着满载伤员和牺牲了的陆战队员遗体的卡车艰难地通过了水门桥。
“空降的桥段非常窄，又不稳，我开着卡车过桥，真是惊心动魄，好在桥的那边有我们的人在给我打手势，左边一点，右边一点，打直，就这样，一点点地，我小心翼翼的，几乎都没在转驾驶盘，亏了有陆战队员站在桥对面引导。”哈兰说。
“过了桥以后，山路依然狭窄，在一个急拐弯处，右手边下面就是悬崖，我往下看了一眼，发现一辆卡车已经掉下去了，所以我就紧贴着左边开，几乎碰到左边的山脉。”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继续向南挺进。与此同时，我们的步兵战友，部署在跟我们平行的山上，掩护在路上行进的，他们一直那样跟我们一起平行地挺进，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一直在跟敌人交火。”
“没想到会是我们”
哈兰说，到了距离兴南港大约20英里的时候，对面的火力转为来自美国陆军！
“我听见我的长官对他的无线电联络员说：立即跟陆军方面联络！看是谁在对着我们开火！”
哈兰解释说，陆军方面把他们当成共军，“他们没想到会是我们！”他说，他当时听到他的长官泰普莱特上校开始骂人。“陆军方面不管是谁在那儿开火，立即停止！要不然别怪我手下的部队不客气了！”
哈兰说，泰普莱特上校告诉他说，是像他这样的当时年仅18岁的陆战队员的勇敢战斗，让他得以活下来。但是，哈兰说，他的这位长官在二战期间积攒下来的战斗经验，尤其是他在太平洋战场上经历过航空母舰上战机的运作，对长津湖战役期间官兵们的生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50年的时候，他估计泰普莱特大约37岁。
“他参加过二战，在航母上服役，在太平洋战区。那段经历让他对飞机、飞行员、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包括战机对地面部队的低空援助，都有知识和经验，这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哈兰说。
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国生产的、从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被美方、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用到战场上的“海盗”(Corsair) 战斗机，被很多老兵们看作是救命恩人。
哈兰描述了泰普莱特上校是如何运用二战期间积攒下来的经验，帮助部队成功撤退的。“从被敌人全面包围的状态中撤退，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除非你能和敌方之间拉开距离。泰普莱特上校做到的，就是利用空中援助，让我们得以和敌人拉开距离。”
“他先是让飞机佯装要从空中轰炸，趁着中方埋下头来躲避的那会儿，命令部队向后撤，这样就拉开了一点距离。然后飞机又转回来，这次是真的开火，这期间，部队就又能够向后撤一些。就这样，部队就到了敌人的射程以外。就是靠着他的这些运作，我今天还活着。”
哈兰说，泰普莱特他遇到的最好的长官之一。退役以后，两人还有一些私交。多年以后，泰普莱特过世被埋葬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带战友回家
回顾整个战事，哈兰形容和中方的交手为一场“相互厮杀”。
“考虑到他们对我们在人员上是八比一，按道理说，他们全歼我们，应该不是问题。我想我们所做到的，冲出重围，而且把我们的大多数伤员，死者也都带出来，这本身就是胜利。不过，我们有很多战友都战死在长津湖左右的山脉，他们现在还在那里，这让我感到胜利在一定意义上是要打折扣的。”
哈兰在采访中谈到当时他们如何努力带牺牲的战友回家的情景。
“他们不停地把牺牲了的陆战队员的尸体搬到车上。让我感到特别难过的是，在那种天气里，如果哪个陆战队员牺牲的时候手臂是伸展着的话，负责将他们的尸体搬到卡车上的战友，不得不把手臂折下来，放到身边，这样的话，卡车上才能最大限度地装载牺牲了的战友的尸体；看到他们的手臂被折下来，让我特别难过；但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是尽最大努力不把战友的尸体丢弃在战场上。
不过，最终由于车辆有限，哈兰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把所有战友的尸体都带回来。他们不得不用推土机在山顶上挖出一个坟墓。“我想那里掩埋了我们大约500个战友。”哈兰说。
陆战一师官兵最终成建制撤离长津湖不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骄傲，也是美国近代军事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哈兰说：“长津湖一战，每一个陆战队员都超限度地尽了最大努力；我们践行了海军陆战队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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