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记者、著名作家戴晴基于自身亲历、访问和研究撰写的《邓小平在1989》最近在纽约推出修订版。戴晴在媒体上消失多年之后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独家专访， 她认为1989年早春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可以选择的“两个传统”，即苏联--共产国际传统和中国千年文化经台湾传下来的传统 ，如果继承了台湾这条线的传统，并在中国逐步推行，中国有机会可以走入世界。她说邓小平当时考虑推动政治改革, 但是最终因为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戛然而止。
中共改革会向世界靠拢？
戴晴乐观地认为1989年六四之前，邓小平考虑中国“推进实质性改革”，她认为邓小平 “或许得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开启新体制的开端”。戴晴的判断是基于汪锋和李锐都透露，邓小平可能将四个坚持从宪法中移除。在《邓小平在1989》中，戴晴指出，“红色中国，曾因执政党的醒悟而逐日向世界靠拢” 。
戴晴说，1989年年初胡耀邦去世前 。当时中共上层的政治结构为邓胡赵体制。只要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一点一点往前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她解释说，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传统”中，一个是指苏联-共产国际这条线传下来的传统 ，一个是中国千年文化-国民党-北洋-台湾这条线传下来的文化 ，如果继承了台湾这条线的传统，“毫米前进”，也许中国可以走入世界。 不过，结果是中国“走成了今天。”
戴晴在专访中还谈到，邓小平说过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化 ，不让中国转型的还是左倾 。（注，邓小平原话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临死之前的梦想是让中国逐渐变成香港和台湾。
其他中国研究学者认为戴晴对邓小平改革的评价过于乐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89民运史》作者陈小雅批判戴晴对”政治家的宽容和大度近乎溺爱 。。。不停的点‘赞’ ，并不时报以惊叹！”。吴国光教授在为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写的《序》中，针对戴晴提出的 “毫米前进”策略提出了瓶颈问题。他说 “‘毫米推进’早晚必定触碰到中共底线而无法延续。中国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中共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经济学家许成钢说，极权共产党国家转型成功的纪录是零。
戴晴解释说，对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逐步改变不能盲目乐观。她举例说，到了十八大的时候还有一批人给习近平写信，希望他能够像他的父亲习仲勋一样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是盲目乐观。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爱徒而非忠仆
赵紫阳在回忆录 《改革历程》说，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 ， 曾参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设计的吴伟曾经说，代表邓小平政治思想最高点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民主有”深刻的认识“，这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但到了1986年，他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集中问题，实质就是行政改革。
戴晴告诉《纵深视角》，对邓小平改革的误判是在众多邓小平的看似矛盾决策中将其中之一当作他的真实决策。她指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爱徒而非忠仆，这意味他很多东西是从毛泽东学来的，例如，“共产党说了算”这是不能改的， “邓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权， 分共产党的权”。
“六四”结束了邓小平改革？
戴晴认为六四是邓小平有限制的改革与陈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方向的恶斗，陈云最终获得胜利，使得邓小平改革结束。此外，她也认为对六四的看法反应了邓小平和他倾力支持的赵紫阳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戴晴用哲学家韦伯的责任伦理和道德伦理来解释。她说邓小平信奉的是责任伦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非常喜欢赵紫阳，是希望赵紫阳在一线执行他的政策。但赵紫阳信奉的是道德伦理。他认为不能只照顾到民众的民生需求，还要肯定自由思想的需要，所以他要让抗议学生把话说出来，反对把正规部队调到城市里来面对普通民众。戴晴说，在道德伦理最深处，邓赵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根源在此。
“六四”经常与“爱国民主运动”相提并论。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则提出六四并非民主主义运动，而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期间一个最大的悲剧。15年前，戴晴在一次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这种看法。
在参与“六四”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戴晴并不是第一个对”六四“的性质有不同看法的人。作家苏晓康就认为，“六四”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
在西方，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目前在中国浙江大学任教的赵鼎新在2001年出版的《天安门的力量：国家- 社会的关系和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被同行认为是西方学者对六四历史课题研究中最重要、有意义的研究之一。写有《《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加拿大社会历史学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告诉美国之音，赵鼎新“非常好地解释了各方各面的学生运动是怎么开始的，有什么问题。因为学生当然犯了很多错误，它不是一个完善的运动。”
赵鼎新用“八九学运”来指称“六四”，并定义其为“爆发于威权体制内部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学生们通过要求政治改革来挑战国家，可以将此事件看成一起“失败了的革命”。
戴晴认为，“爱国”两字没有争议，但“民主运动”这四个字要商榷。 她认为民主运动应该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在个人、经济体制和文化成熟的土壤上生长。一个民主运动需要有组织和往前推进的纲领， 而1989年的中国只有列宁主义留下的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留下的斗争决定一切。她说，胡耀邦下台是终结中共改革的开始，赵紫阳下台则是改革的终点，邓小平有让中国变成香港和台湾的梦，最后以失败告终。后来从江泽民到习近平，中国回到了专制的老路，唯一的差别是既得利益者如何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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