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美国国会将举行多场纪念活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邀请六四历史学者、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也这两场运动的亲历者何晓清在6月4日当天出席听证会，讨论中国35年来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情况。何晓清从2010年起连续五年在哈佛大学开设 “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 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阅读六四档案，获得许多海外学者赞誉，但她致力讲述与保存六四历史，也被许多“爱国”的愤青和小粉红们批评为“卖国”。何晓清2019年获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2022年底被拒绝签证、遭校方开除。多年来保持低调的何晓清在六四35週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分享自己的流亡故事与心路历程。她并以刘晓波在纪念碑旁砸枪以及方政双腿被坦克碾断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六四”究竟是中共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乱”？还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爱国民主运动？
从六四到香港 一代又一代的流亡
何晓清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与书写天安门流亡者。意想不到的是，她自己最终也成为了一名流亡者。
何晓清2019年获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亲眼见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六四纪念馆被消失、香港支联会被解散、维园的烛光被熄灭。2022年底，何晓清被港府拒绝签证、并遭校方即时解雇。 “当时我只剩两个箱子，春夏秋冬所有的衣服就在那个箱子里面，衣服没有地方可以挂，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每天都在暂时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以为我很了解流亡是怎麽一回事，但直到我自己也被赶出校园，失去我最热爱的教职，真正成为一名流亡者，我才知道这有多难。” 何晓清说。
毛泽东时代曾经有所谓的“大逃港”，1989年的香港也是当时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黄雀行动”营救出许多学运领袖，但如今的香港却变成中共打压政治异见者最多、最严重，制造出更多流亡者的地方。从天安门到香港，中国知识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何晓清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哀。”
从天安门到中大校园 两度失去“民主女神”
何晓清说，从天安门到香港，她这一生“两次失去民主女神”。第一次是1989年看着天安门广场上被解放军坦克碾碎的六四民主女神雕像，第二次则是在2021年的圣诞夜，看到香港中大校园里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强拆、拉走。
何晓清说：“我生命里两次经历这种失去，89年我虽然不在天安门广场，可是我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视，那个六四民主女神像是代表我们一代人向往的、美国的自由的象征。当时的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也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民主女神；到了2019年，我第一天进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看到香港的民主女神，就好像她是你的一个老朋友，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种那么亲近的感觉，每年六四我都会到民女那里去纪念，每天也都会看到她矗立在校园，一直到2021年的Christmas Eve（圣诞夜）她被拆除……我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到长大成人当了老师，两次经历‘民女’在我的眼前消失，我觉得这种无助是非常的强烈的，觉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去争取，但最后却又一次次的失去……”
1989“被背叛的忠诚”与2019的“揽炒”
何晓清亲身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与香港反送中运动，被问到这两代的年轻抗争者有何根本上的不同？何晓清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当年六四学生对国家还有爱，香港年轻人对这个政权已经没有爱，但不论是跪顶请愿书还是揽炒，两代人都错估了中共最在乎的只有权力。
“2019年跟1989年还是非常不一样的，89年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们是带着这种爱、信任和希望，用这种儒家“进谏”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运动，后来没有想到会被坦克无情地被镇压，这就是我所说的“被背叛的忠诚。但是到了2019年，我觉得香港的孩子，他们没有这种爱，他们就是单纯希望争取民主和自由，不要再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就是要脱离他们的这个政权。”
何晓清也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去分析这两代抗争者成长的环境和他们抗争的方式：“香港2019年我的学生，跟我们89年那一代人，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89年当时心里觉得，总不至于会动用坦克机枪来镇压吧？但香港的孩子他们知道六四发生过什麽可怕的事，只是他们认为，只要我去破坏了香港，他们叫“揽炒”，那你（中共）就会失去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你们就会担心，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成长起来的同学，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肯定不能够没有这个，可是到了最后，我觉得我们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其实中共这个政权最在乎的就是政权的权力，为了维护这个权力，你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忠诚、或怎么样去破坏，最后都没有办法改变。
“白纸运动是我们几代人的大和解”
何晓清曾经在疫情期间与中国年轻人通过在线上通过视讯会议开课讲六四。她说：“我在疫情期间通过Zoom在网上和几百个内地同学视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普通话来讲六四这个课，我那时候甚至害怕到头一天晚上，我还在问那个组织者我能不能取消？因为我很害怕，都不知道有什么人来参加，那个时候已经实施了《港版国安法》。结果那天晚上那些内地的同学，他们那么真诚的像我提问，而且很多同学说：何老师，你要记住我们这些很多内地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同学，我们没有机会像你在海外的学生那样，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你卖国，以前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六四的历史真相，今天晚上知道之后，这个经验真的太宝贵了，然后他们还一一告诉我那些令他们感动的地方，他们说：‘你要记住我们’。我真的记住了那个晚上，就像北岛说的：‘我绝不交出这个晚上’，我记住了他们这一代年轻人。”
被问到从89六四到香港反送中抗争者，再到白纸运动这一代，是不是有一个传承性或感染性？何晓清说：不管是天安门、反送中、白纸还是台湾的太阳花，这个是人类共同的一个东西，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公平和真相的追求。她认为白纸这一代中国年轻人跟她早年看到的不一样，甚至比香港的同学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共政权底下生存。
何晓清认为白纸运动就是中国几代人的一个“大和解”，她说：“因为他们在疫情经历了很多，比如上海的同学会说：我们终于明白当时香港的同学要什么了！过去不是总说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有饭吃啊，是吧？可是到了Covid（疫情）的时候，没有民主就没饭吃了，你被封起来了 ，封城之后，连饭都没得吃了，甚至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这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说什么这（人权）跟我没有关系，以前大家总说：人权能够当饭吃吗？人权能够怎么、怎么样吗？李文亮医生一个人的人权，最后就变成了对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侵犯。所以你能够说跟你没关系吗？你能够说我们可以不关心吗？”
“骂我的人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何晓清教授从事六四历史研究以来不断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连失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职，也是因为在一篇《文汇报》的报导中，有人举报她是“散播反中乱港信息、荼毒香港下一代的西方代理人”。面对这些类似文革时期大字报的汙衊，何晓清说：“这些人在攻击我的时候，他们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可怜的心态，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呢？你看他们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了解 。”
除了同情这些自以为爱国的愤青不了解历史真相，何晓清教授也从民族主义进一步分析：“其实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洗脑小粉红的起源，就是因为在89六四之后，这个出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存铁学生的政权，害怕他们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地扭曲和掩盖历史，导致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好像89年是不是中共和学生两边都有错？”
中共将六四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根据何晓清教授多年来的研究，这是被刻意扭曲过的信息。何晓清在专访中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反驳。第一个例子就是方政的双腿被坦克碾压，第二个例子就是刘晓波在纪念碑旁砸枪，她说：“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证明学生们没有使用暴力，这也是35年来我们可以抬起头直面政权，说我们守住了和平的原则，这是和平非暴力的一场民主爱国运动。”
“大国崛起”的真相是“亡国亡天下”
中共当局也经常说1989年镇压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试图用所谓的“大国崛起”来证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的决定是正确的。何晓清批评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亡国亡天下”。
何晓清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者、国学大师钱穆的话来解释何谓“亡国亡天下”，她说：“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和他的老师们，想逃掉这个‘亡国亡天下’，这个‘天下’指的就是这些价值、这些文化、这些道德，他们不想既失国土又失文化，文化指的就是这些底线，这个政权在49年以后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让这些最基本的底线都没了，89年就更加是沦陷了，把这些底线都灭掉。”
何晓清反问：“如果你告诉大家说，我89年镇压六四是为了你们好，我如果没有镇压的话，中国哪里有那么好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哪里有那么的富强？所以这个镇压死一些人，换得（中共）政权稳定，换来这些经济发展，用这种论述来‘辩证历史的道德意义’（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在这样的表述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为钱、权然后来牺牲掉？”
“是谁令你爷爷没饭吃、爸爸没学上？”
何晓清说：“正正因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的这些道德价值都没有了，所以到了后来，孩子们变得没有一般的常识，很多事情好像都是用计算的，去算我到底有没有利益？这个政权扭曲、掩盖历史的真相，不但使下一代变成了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使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价值彻底沦丧，这和后来中国社会出现毒奶粉等一连串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是相关连的。”
何晓清指出：“中共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去掩盖六四历史真相，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无限放大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列强如何欺凌、日本如何侵华、中国人终于可以站起来，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够让国家统一等等……但同时却又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这个政权应该要负责的事情，全都绝口不提，令下一代成为盲目爱国的愤青。”
何晓清并在专访中引用一段真实的对话：“我有次被一个小粉红质疑：我爷爷的那代没饭吃，我爸爸那代没得上学，现在我可以在这上学、我有饭吃，我多好。我就反问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爷爷没饭吃？你爸爸不能上学呢？这个不是因为你爷爷他本身很蠢，他就没饭吃，你的爷爷和爸爸是因为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文革才没饭吃、没学上，这些你全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政权掩盖了这些历史，掩盖了六四的历史，这些历史你都不知道啊！”
守住记忆、传承历史 就是最大的反抗
何晓清教授在专访中特别感谢她的人生导师、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还有其他同样在研究文革与六四历史的学者们，以及在香港一些普通的市民给他的鼓励和温暖，她说正是因为这些人，让她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守住原则、坚持下去。她说：“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我们有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反抗。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夺走的，那就是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真相的追求。中国知识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但不论是六四一代、香港一代、还是白纸这一代的年轻人，只要能守住我们的记忆和历史，就是反抗的最大武器。” 美国之音与何晓清教授完整专访内容敬请收看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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