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近定于七月召开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重点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面临严峻经济挑战，中共和习近平对中国规划的美好愿景也遭遇障碍。中共中央政治局届时将如何报告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引发关注。
习近平的远景：中国不会崩溃 发展不会见顶
在习近平的规划中，中国将在中共建政100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的远景规划中也包括“民主”的选项，似乎也涉及了政治改革和转型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学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在回顾和分析中共建国纲领和治国理念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启动任何政治改革和转型进程，而只专注于建立科技强国的结论。
白邦瑞说，美国各界多年来一直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也终将启动。但是，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显示，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中国式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系统，并在2049年中共建政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国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
最近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社论，题为“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其中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王力雄：中国命运三部曲
除了中国官方和西方学者之外，中国民间学者也关注中国的发展前景。中国独立作家王力雄历时30余年，推出被誉为中国命运三部曲的政治寓言小说《黄祸》、《转世》、《大典》，勾画出未来中国社会演进的三种可能的结局。这三本书在海外出版后引发很大反响。
六四事件之后出版的《黄祸》描绘了中国无力应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危机，最后走向分崩离析、黄祸蔓延。新冠疫情之前出版的《大典》以当今中国现实为背景，回答依赖天网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实行严密极权统治的中国，是否有权力更迭和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早于《大典》之前构思并动笔，却直到2020年才出版的《转世》则展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成功，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南海甚至成为旅游景点。
崩溃、停滞、转型哪一种命运最可能发生？进而成为中国的未来结局？
《黄祸》：一人体制存在脆断风险
王力雄说，他不是预言家，他的小说属于寓言类，只是讲故事，不需要对号入座，为现实的政治发展趋势负责。
以《黄祸》为例，王力雄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国家稳定的社会结构，总是有导向《黄祸》结局的一种不确定感。
他说：“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变成有一个强大的意志，然后又有强大的推动力量把握之下的一个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是如此复杂，如此千变万化，却被迫要按照一个方向去走，这从崩溃的角度来讲，就不是说一种可能性，或一种猜测，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宿命，一种从机制里面产生的必然性。”
王力雄说，“在一人体制当中，所有的线头都拉在一个结点，当这个结点一旦出现问题，整个所有的线都将全部断掉，这个线条牵扯的所有东西就会土崩瓦解。”
王力雄认为，过去的体制尚有“九龙治水”，遭遇问题时有相互作用和整合的可能性。而现在的一人体制确实存在愈来愈大的脆断风险。
《大典》：高科技使极权专制难以从外部推翻
2017年出版的《大典》让一个铁桶般密不透风的极权专制统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书中首先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资质平庸的统治者，依赖天网等高科技监控手段，使得专制权力无孔不入，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王力雄说，以往任何社会，统治者最致命的一个命门就是无法以少数权贵集团监督广大的群众，当权者始终有控制不到的地方，即便是专制统治无处不在的极权社会里也存在许多缝隙。
“过去的起义、造反、或是革命都是在这些缝隙里出现的，然后逐渐成为燎原之火，如同西方一个谚语所说，一个马蹄钉断了，绊了一个马腿，这匹马摔了，跌落一个将军，这个将军输掉了一场战争，结果就亡了一个国家。”
然而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统治者通过电脑运算和监控，甚至可以像书中所描绘的，能够在每个人的鞋子里面安装芯片，民间的任何人员聚集和资金流动都逃不过官方的眼睛，这就完全可以避免马蹄钉断裂引起的偶然连带因素，从而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王力雄说：“我们就是这样的社会，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所谓的天网，然后各种码什么的，对电话和手机的监控，几乎人人的痕迹都无所遁形……所以我认为，这种高科技的极权专制已经没有了从外部去推翻它，或者进行变革的可能性。”
高科技可能成为内部政变的工具
在《大典》中，这样密不透风的专制政权却出现了意外的结局。一个位居国安委副主任的中层官员指使一些技术、公安等底层官员，借助于他们手中掌控的高科技手段，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国家最高领导人突然失踪，成功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接管了庞大的国家机器。
王力雄认为，统治者可以用高科技手段杜绝人民反抗和革命的可能性，防止自下而上被推翻，却无法防止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部分心怀不满的官员同样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动自上而下的政变。
他说：“在现在这种高科技状态下，形势的逆转往往就在于一个结点，而局势发展的关键就取决于掌握这个科技结点的人。往往一个重启，就能使局势翻转，或者一个格式化，就能够全盘改变博弈的形势。”
许多读者质疑《大典》的戏剧性情节是否能成为现实值得商榷，尤其需要讨论的是，这种通过阴谋和政变实现的权力更迭是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途径，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让另一个独裁者上台？
王力雄表示，阴谋家通过政变形式实现政权更迭不可能是中国实现变革的理想途径，往往是另一个独裁者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转世》：中国的政治现实让社会转型的希望变得渺茫
2020年，王力雄的《转世》问世，读者的印象是，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命运三部曲。《转世》给中国留下一个光明的结局，让许多读者乐见其中描述的政治改革成功，中国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甚至中南海都成了观光旅游的景点。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作者根据什么描绘出中国社会的这种光明前景？
王力雄告诉记者，按照他原本的规划，《转世》本该是中国命运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写作《大典》之前的2012年前后就开始构思、动笔。但后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让他被迫停笔，做进一步的思考。
“我在开始写《转世》的时候，我对（中国）整个政局及其统治模式有一个跟后来不一样的认识。我当时认为，随着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领袖地位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仍然有进一步向前推进的空间，中国仍然有缓慢但逐渐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
王力雄说，邓小平吸取了文革的惨痛教训，立志不能再允许党的领袖超越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最终以个人利益伤害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所以在邓（胡赵）江胡担任中共领袖的30多年间，中共党内实行了废除终身制、差额选举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目的就是要把中共党的领袖与统治集团的关系由主人变成管家。
“我开始写《转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领袖的地位再次由管家变成了主人，《转世》的现实主义基础消失了。那么该怎么办？于是我把写作停下了去观察和思考。虽然《转世》最终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构想和格局，但是我用《大典》把这个新的状况反映出来。”
政治转型的载体---层议制
《转世》让中国成功实现了政治和社会转型，其标志之一是王力雄多年设计的中国式民主的理想 — 层议制 — 在书中成为现实。
他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层议制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在民间，它可以用层级递进的方式去架空统治的权力，在各级组织的内部进行自治和改变。如果统治集团愿意改革的话，它也可以通过这种层层渐进的方式来平顺地实现。这是我考虑的可能性最大的中国民主转型方式，我用《转世》来实现它。”
层议制并非王力雄凭空想象，它在中外历史上早有原型。王力雄说，成吉思汗法典中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的层层递进，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委员会，都可以看作是层议制的先驱和原型。而这些形式之所以最后失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它必然走向异化。
王力雄说：“民主的一个最大难题和挑战就是规模。只要各级代表会议的规模没有有意识地去控制，一旦超出了直接充分沟通的范围，就给这些社会组织的主持人或挑头人的个人野心和独裁留下了空间。这方面失败的典型就是苏维埃政权以及按其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
《转世》中层议制的蓝图是这样的：由村民选出的村长组成乡镇管委会，选出乡镇长，由乡镇长组成的县市级管委会选出县市长，然后由县市长组成的省级管委会选出省长，以此类推直至中央。
王力雄说，这种层层递进的制度甚至无需改变现存的社会管理体制，只需把权力的顺序颠倒过来，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并且严格控制各级委员会的规模，保证充分的沟通协商，就可以完成政治转型。
中国向何处去？现代化还是崩溃？
中国命运三部曲展示了中国未来的三种结局：一朝崩溃、长期停滞、逐渐转型。《大典》展示了高科技条件下的极权统治，即便统治者不得人心，他也能通过天网、芯片、条形码等高科技监控手段，维持专制独裁统治天长地久，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到底是崩溃还是转型，王力雄说：“从现在来看，《黄祸》所展现的各个环节正在步步逼近，其迹象一环扣一环地显现出来，可以清楚看到这样一个趋势、能量和轨迹。”
美国学者章家敦早在2001年就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却至今没有发生。王力雄回答，地震的发生如以地质年代来判断，一二百年都是瞬间，但政治动荡如以人生来衡量，他认为时间无法预测，但趋势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