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泽东的表弟、蒋经国的“太傅”、军统局长戴笠赏识的红人、林彪的同学、由周恩来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加入国民党投身抗日、官至中将最终在国共内战中被俘，做为“战犯”关押改造26年。他就是文天祥的后代文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讲述了父亲文强在国共之间将近一世纪的跌宕人生，以及父亲的传奇背景如何影响了他的一生和他对中共的认识。
毛泽东的表弟
文强是中国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早年到日本留学，和孙中山、黄兴相知，还是蔡锷的秘书长。而文强本人的背景则更有传奇色彩。
文贯中说：“毛泽东的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太太姓文，叫文七妹。据我父亲讲，这个我都没有考核过，就是没有出五福的这么一个亲戚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母亲其实是我祖父的一个堂妹。”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志青年、爱国人士云集长沙。文强在长沙市上学，就认识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成为好友。文强也经常会见到毛泽覃的哥哥毛泽东，尊称他为毛老师。有一天毛泽覃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大哥什么老师了，你应该叫大哥，他就把这一层关系讲告诉了文强，所以文强就依照习俗，称毛泽东为大哥。
多年以后在北京，一次文强跟毛泽东女儿李讷吃饭，文贯中也去了。席间有记者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毛家菜，很多人靠毛家菜发财了，李大姐，你现在生活困难，为什么不向这些饭店要红包呢？大家都笑了，李讷说，我才不会去断人家的财路呢。李讷私下对文贯中说，老爷子一辈子也没好好为人民带来什么，他死后还有一个毛家菜，可以帮大家谋福利，我何苦呢！”
文贯中说：“后来父亲被俘以后，我估计他会想到这层关系，所以在监狱里面大概都不停地说，以为他说了这个关系以后，总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会念旧情嘛，就把他放了，或者从轻发落什么的。结果没有，他后来变成那个最后一批释放出来的人，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说对我们的成长其实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与林彪打架
文强年轻时接受乌托邦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文强和林彪都是四期学生，又是同一个寝室。一天晚上熄灯后，林彪把枪拿出来玩，不当心扣下扳机，子弹直穿上铺同学的枕头，万幸的是那个同学那一刻正好外出小便去了，没出人命。枪声引起这个整个寝室的骚动，值班的军官也过来了，就问班长文强怎么回事，文强如实说了，结果林彪受到处罚。事后林彪责怪文强，两个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为此打了一架。
心寒而脱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强跟随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然后又亲历了周恩来、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一路逃到海陆丰，又偷渡到香港，然后辗转地回到老家。但是在老家以后，文强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就又回到四川。
中共推行“立三路线”，在四川深山老林里进行各种暴动，文强策划和参与了很多暴动。
文贯中说：“其实到后来混不下去了，跟土匪流氓什么就混在一块，当然了他们自己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不是流氓，我们只是借助于他们那个力量，我们要东山再起，但实际上后来过的就是土匪的日子呀。”
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为根本就一事无成，最后文强本人也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逮捕，后来在中共党组织的营救下回到秘密据点。当时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对文强进行纪律处罚，留党察看一年，说他在与监狱里面跟人打交道过程当中，已经泄露了党的机密。文强感到很伤心，觉得都是同志，死里逃生，结果却被怀疑是叛徒。
文贯中说：“内部杀来杀去，从井冈山的AB团到其它地方的清除异己。我父亲你想又是官僚，又是地主出身，然后又是个外省人，然后又被抓过，现在出来了，就知道不对了，最后他跟他的第一个太太就连夜逃走，总算是捡了一条命。”
可是文强不死心，31年到32年那段时间，又到上海去找周恩来，要把问题说清楚，结果没找到。在这过程当中，文强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的路线感到失望，对党内残酷斗争感到心寒，共产主义热情慢慢退消，就自动地脱党了。
投身抗日
文强于是回到长沙老家去办报。当时日本开始加紧蝉食中国，
33年又在东北成立满洲国，一路上就开始向华北进军。文强在办报的过程中骂蒋介石和长沙当局不抗日。
可是办报难以维生，在黄埔军校好朋友廖宗泽的引荐下，文强到国民党创办的杭州警察学校就职，警察学校的后台是戴笠。戴笠是国民党政府的军统局长，非常赏识文强的才华。
文贯中说：“戴笠又找他谈话，就说我跟你透露一个国家的机密，就是蒋介石私下说，我们一定要抗日，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到这个时候，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的，然后还有共产党叛变什么的，问题非常复杂，主义太多，政党太多，领袖太多，我们现在就应该要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样才能够去好地抗日。”
戴笠还说，把文强作为抗日问题的专家，以后有机会就向各方推荐，所以文强一路升迁很快。
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并为军统效力。文贯中说，不能否认军统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文强升为中将，他和蒋经国一起了接管了东北。
文贯中说，父亲和蒋经国交情很好，还算是蒋经国的老师。文强的回忆录中谈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你要我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有一个条件，释放我的儿子蒋经国。
斯大林为了中共能在长征中幸存下来，把蒋经国扣为人质长达十多年，抗战胜利那年才释放了蒋经国。蒋介石为了让儿子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版图，寻找一个亦师亦友的人选。戴笠知道这个情况后，向他推荐了文强，获得蒋介石首肯，文强便向蒋经国讲解抗战史、中国政治和政党史等。
母亲自杀
1949年，淮海战疫失败后，文强被俘，成为“反共战犯”，失去音信。母亲葛世明和家人本来已经逃到台湾，又回到大陆找文强，结果没有找到，上海已经封港，只好带着全家在上海徐汇区住下。
母亲虽然没有讲过共产党的半句不好的话，可是1952年被管制起来，一举一动都要向街道里委报告。
文贯中说：“我母亲又被那个街道拉去开斗争会，开斗争会的时候，也是后来都是邻居告诉我们的，就是弄了一个三条腿的那种酒吧的高腿椅子，凳子摇摇晃晃，让我母亲站在上面。她临死之前那天晚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故事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无非就是说你们要勤劳，你们要爱护阿婆，你们兄弟之间一定要团结，你们永远不要忘记阿婆的恩情。”
1955年母亲选择用煤气自杀。文贯中说，阿婆是把母亲从小带大的奶妈，母亲去世后，阿婆又把他和兄弟几个抚养长大，阿婆是全家的恩人。
父子重逢
1965年，文贯中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和父亲又重逢。文强等“战犯”几十人，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到了上海。读高中的文贯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农场劳动，被通知去见父亲。
文贯中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纠缠阿婆跟我们讲讲父亲到底长什么样啊。阿婆很为难，她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找啊找啊，最后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她觉得这个牙科医生就跟我父亲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一天傍晚，偷偷地就把我们带到武康大楼后面一个牙诊所，那是晚上呢，从外面看进去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里面的人看不见我们，所以我们就扑在那个窗口上就往里面看，使劲看啊看啊，一直到阿婆说走了走了，人家要看到我们了。我们就看到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但是身材比较偏瘦，五官很端正，就有一点这么一个印象。”
可是在南京西路华山饭店，文贯中见到的是已经苍老，满脸皱纹的父亲。那次见面就像是双方的联席会一样，战犯家属分坐两边，
战犯有一些代表上去发言，文贯中作为家属的代表上去发言。
吃完中饭，战犯和家属一对一会面，让文贯中、弟弟、阿婆到文强住的房间，旁边一直有人在。
父子重逢后，一别又是10年。
“思想改造”
文强一关就被关了26年，一直到1975年所谓的“思想改造成功”，成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
文贯中说，父亲就是湖南人的脾气，倔强，不轻易认错道歉。所以父亲在遗稿中说，他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当时做的事情都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提倡的。倒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很多事情，其中有很多丑事，这么一个活的人出来，开始讲毛泽东当年的情况，可能会是毛泽东的心病，所以反而加长了他关押的时间。
经过思想改造的文强获释后，对文贯中很少谈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不过他说，共产党对共产党人更加残酷。
文强对文贯中说：“我有一次奉命去打扫一个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个床单裹着一团东西，我就好奇，就把这个床单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以备怎么处理。打开以后，我吓一跳，是一个裸体的绝世美人，浑身都是伤，但是都已经僵硬了，都是死了一阵了。我一看，就觉得我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了，赶紧把这个床单重新裹好，就是离开这个角落，到最远的另外一边去打扫。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文强还告诉文贯中，夏天大家都是把窗打开，一到晚上，他说非常怕人的，经常是严刑拷打，噼噼啪啪的声音，又听到被拷打的人在那儿高声呼喊，救命啊！或者是毛主席啊，你来救救我啊！或者是我是忠于共产党的！我是忠于毛泽东的！
只要这个声音传过来，国民党战犯的统铺里，大家吓得鸦雀无声。第二天劳动的时候，有人就会来就问文强，共产党对共产党怎么可以下这么毒手？我父亲不响，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共产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仇杀起来是不得了的。
觉醒
文强被释放出来以后，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联系海外的侨胞，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做统战工作。
文贯中跟父亲共同生活是75年到79年，后来文贯中就到复旦和芝加哥大学去念书了。在75年到79年这段时间，文贯中每天在骂毛泽东，把我们家里搞成这个样子，文强只是在那儿听。
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文强看到共产党可以翻脸无情到这样的地步，愤慨地说，青年学子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这一群人，他们是民族的未来，你可以对他们开枪，可以镇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人？！
文贯中记得父亲说的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贯中，我一辈子看到过无数次学生运动，国民党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学生的，让部队坦克上街去血腥屠杀学生，我从来没看到。”
插队
那次重逢以后，父亲又回到监狱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贯中被当作反动学生关进牛棚，然后又被送去农村插队。
文贯中说：“我就跟辛大爷坐在一块，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一直说万恶的旧社会怎么怎么苦，辛大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一生最苦是发生在哪段时间？我脑子里面想，你一定是讲旧社会什么事，他后来开始讲一段故事，讲他的母亲怎么活活饿死的，他的小老弟当时还没死，但是在炕上起不来，后来党支部书记闯到他们家，一把把他的小老弟拖下地，一直拖到地头，他的小老弟又倒到地下，再也没起来，就死在那个地头。
“党支部书记这个词让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问，是日据时代吗？因为党支部书记这种词汇是日语传到中文里来的。他说不是，小日本的时候那个日子没那么苦。然后我想，东北不是给红军也管过几年吗，要么是指那红军时代，是不是因为东北人叫俄国人老毛子，我说，是老毛子时代吗？他说也不是，老毛子时代也没那么苦。呀，我想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了，因为国民党跟那个共产党的很多术语，什么支部啊，同志啊，什么革命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国民党时代。他摇摇头说，也不是。呀！我用这个排除法以后，那只剩下共产党时代了。我说，辛大爷你在讲什么时代的事啊？他说58年59年呐。我说，辛大爷，我在跟你说是旧社会你最苦的时候呀，他说旧社会哪有新社会苦啊！”
文革结束后，文贯中考入复旦，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有机会研究中国农村，这一段往日的记忆又被激活了。文贯中说，中共对老百姓的欺骗实在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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