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润，英文 Run（跑）的谐音；引申义：跑路、移民、用脚投票。从笃信“大国崛起”，到人心思“润”，不过短短十年。2022年，12位“润”迹天涯的中国人向美国之音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为何逃离故土？偷渡路上几多艰险血泪？ 在彼岸，他们找到向往的自由了吗？
更多内容，关注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无疆 https://projects.voanews.com/china/runners-without-borders/
84岁的薛荫娴一家五年前从中国逃到德国时，还没有“润”这个词。
26岁的陈宇镇“润”了两次，从中国到韩国，又从韩国到美国。
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润，意味着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论他们身处何方，北京的阴影仍会时隐时现。
给俺们弄得家破人亡
1938年，薛荫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儿时的愿望是像父母、哥哥、姐姐一样“扛起枪打老蒋”。
1963年，作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她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做了36年随队医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薛荫娴公开反对给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因此受到打压。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几年里， 政治压力如影随形。
“成天警察在门口逛游逛游，出去也跟着你，住医院警察也跟着，真他妈的，共产党警察没地方去了，专门干这些坏事，”她说。
2007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多名官员造访薛荫娴的家，警告她不要谈论兴奋剂的事。刚做过脑部手术的丈夫在推搡中倒地，三个月后离世。
“我一开始介入我妈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父亲给打死了，”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告诉美国之音。“要没打死的话，可能我还是在中国过着那种可以挣很多钱的生活，也不会看到这么多阴暗面的东西。”
现年56岁的杨伟东生长在北京，是一名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曾在清华大学教授室内设计和建筑课程，还在北京的繁华地带开过两间时髦的咖啡馆。
从2008年起，杨伟东开始用摄像机记录中国人对一些基本价值的思考。十年间，他发出过7500多封邀请函，最终采访了500多人，包括很多艺术家、知识分子、红二代，其中不乏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
“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想，包括信仰是真诚的，但是这份真诚被中共欺骗了。 ”杨伟东说。“有些人醒悟了，像李锐啊，何方这些人他醒悟了，他很无奈。何方就说过，我们年轻时候追求的这些东西，到老了又回到了原点。”
他被抄家、传唤，喝过100多次茶，32人的采访录像被没收。
2015年，为抗议当局限制母亲出境，杨伟东在国家体育总局门口裸体抗议，后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刑拘，坐牢114天。
“已经是给俺们弄得家破人亡，”薛荫娴说。“最后国家体委把矛头对准了我的大儿子。整他，不让他出国，不让他工作，开个咖啡馆，有特务在那坐着喝茶，别人谁还进敢进啊。”
2017年，当政治压力变得不可承受之时，这家人踏上了逃亡之旅。
从“小粉红”到“精神台湾人”
三年后，一位不堪忍受政治压力的中国90后也走上“润”的道路。
在社交媒体上，他使用陈宇镇的化名，但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陈老师”。几年前，他开通油管频道“陈老师来了”，现拥有16余万粉丝。
1996年，陈宇镇出生在安徽一个贫困山区，儿时要走几公里的山路才能到学校。 父母为了生计到大城市打工。他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是中国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的一员。
中学时代的陈宇镇，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是小粉红”。
“网络喷子，就是五毛，会跟别人去开骂战，”他说。“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很光荣，为国家出征，觉得自己很荣耀。”
2016年，20岁的陈宇镇去台湾做交换生。四个月的学习、生活颠覆了他的三观。
他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温情、正义的华人社会。如今，他称自己是“精神台湾人”。
“经常有人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台湾如果一直存在的话，就是一直打脸，所以他们希望台湾被统一啊，” 陈宇镇对美国之音说。
回到大陆四年后的一天，陈宇镇被警方从三亚的家中带走，他被指控向他人传授“翻墙”技术。那天晚上，他在审讯室冰凉的地板上睡了一夜，做了很多噩梦。两天后，他获得取保候审，但案子始终悬而未决。
“这漫长的半年是非常难熬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 他说。“后面还跟我说啊，你的三代以内，你的儿子、女儿，包括你儿子、女儿的下一代也会受你的影响。”
孤注一掷下，陈宇镇申请赴韩国留学。
“其实是一种逃避的心态吧，就是不想面对这些事情，”他说。
2020年最后一天，尚在取保候审期间的他侥幸逃离中国。
国保去接你回来
2017年7月27日，海德堡移民法庭。
“你的日记本现在放在哪儿？”陈姓翻译不止一次质问。
他指的是薛荫娴从1963年到1988年写下的68本工作日记，其中记录了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在国家操控下大规模使用兴奋剂的证据。
这些日记是中国当局的禁忌。逃离中国前，杨伟东将它们送到德国驻华大使馆存放。
“跟我们联系的（德国）外交官，他当时已经被中共的警察盯得挺死的，” 杨伟东告诉美国之音。“他找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在我们经常去的新东方地下车库，也可能跑到三里屯商场的地下车库（会面），三、四次吧，分批送的。”
薛荫娴一家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后，几名外交官将日记分头携带出境。
过去几年中，母子俩每天平均花三个小时整理、校对日记内容，计划将它们分卷出版，定名《中国毒品》。
这再次触动了北京敏感的神经。
薛荫娴说，每到大型运动会开幕前，她就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北京冬奥会前，她在中国的多名亲属都受到骚扰。
“小特务找到我弟弟，他得了重病，住在医院里，刚开刀，”她说。“肯定是跟他做工作，然后给我打电话来说，姐姐你回来吧，过个安定生活，别在外面跑了，有国保去接你回来。”
但是母子俩铁了心要继续出版计划。 薛荫娴说，上世纪8、90年代，数以万计的中国运动员通过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她认为，此间，中国在一些主要赛事上赢得的奖牌受到了兴奋剂玷污。
“你吃兴奋剂本来就是偷世界运动员的东西，” 她说。“偷啊，偷来的金牌啊。”
中国运动队在兴奋剂问题上一直劣迹斑斑。
上世纪90年代，30多名游泳运动员兴奋剂药检成阳性；曾缔造田径队神话的“马家军”成员王军霞控诉教练马俊仁强迫她们服用禁药；2000年，中国因兴奋剂问题撤回40多名奥运选手；2008年，举重队三名女队员被揭发使用禁药，取消奖牌；女排奥运冠军杨方旭、泳坛巨星孙杨也都卷入兴奋剂丑闻……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要求。
屏蔽一切不一样的声音
在韩国，陈宇镇在油管上公开了自己被抓的经历，也接受了多家媒体访问。
“一开始没有打算把它公布出来，就是觉得挺压抑的，”他说。“我觉得这也不为过吧，你把我抓了我难道不可以讲吗？”
警方找遍了他的家人。
“来了一批人，村里的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把视频全删了，让你回来跟他们面对面谈，”姑姑告诉他。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怀宁县公安局让我通知你要回来，”爸爸发来信息。
“讲话要注意啊孩子，不该讲的话你搁在肚子里，心里呀，”奶奶苦口婆心。
“我昨天夜里吓得我肚子痛死了，”妈妈说。“它（公安）还说你叛党，我讲我家孩子是个好孩子。我一家都是好人。”
他的银行卡也被冻结。无法缴纳学费、房租，签证无法延期，他只得再“润”第三国。
“当时疫情期间，我打开世界地图，整个世界一片灰暗。”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是黑的，你都去不了，都是暂停入境。那时候就看到只有一个国家是开的，那就是美国。”
2021年9月，陈宇镇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政治庇护。
陈宇镇的家人不会“翻墙”，也不问政治，可如果哪天他在油管上说了什么敏感的话，家人立马就会知道。
“因为我的家人跟那些公安的微信上都有加好友嘛，”他说。“肯定是公安系统那边是有人在看这些内容。”
因此，即便“润”到美国，他也要谨言慎行。他不得已删除了很多视频，有时还要被迫道歉。
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似乎自信满满的国家要这般审查一个26岁的年轻人在海外的言论？
“中国那么多人，他要把所有不一样的声音都给屏蔽掉，”陈宇镇说。“因为我一个站出来，那有第二个我，第三个我，第四个我，这样多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恐惧。”
关于乡愁
在德国幽静的山城拉芬斯堡，薛荫娴告诉到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就像白居易讲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她说。
薛荫娴说，出生在中国，一辈子青春献给了共产党，但是中国不让她立足。落叶归根，哪里有安静，哪里就是她的根。
在韩国最苦闷的日子里，陈宇镇会幻想自己漫步在纽约被节日彩灯妆点的街头。如今，他已在美国度过了第一个四季轮回。
但乡愁，还是挥之不去。
“没有什么人喜欢背井离乡，都是迫不得已，”喜欢耍宝、爱开玩笑的陈宇镇露出忧郁的神情。
薛荫娴也念着老家。
“我在北京60年，住在天坛公园体育馆路那边，这一草一木一花都是我想念的地方，”她说。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84岁老人说，她相信历史有翻转，人都是有定数的。
“这个朝代能有翻转的话，我是会回去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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