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润，英文 Run（跑）的谐音；引申义：跑路、移民、用脚投票。从笃信“大国崛起”，到人心思“润”，不过短短十年。2022年，12位“润”迹天涯的中国人向美国之音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为何逃离故土？偷渡路上几多艰险血泪？ 在彼岸，他们找到向往的自由了吗？
更多内容，关注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无疆 https://projects.voanews.com/china/runners-without-borders/
11底的一天，澳大利亚珀斯的移民拘留中心，梁海斌手举白纸声援北京严苛的“清零”政策在中国各地引爆的“白纸革命”。
从2020年7月“润”到澳洲，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两年多。
梁海斌1986年生于福建泉州惠安县，迫于经济原因，29岁那年成为一名国际海员，随着远洋货船跑了30多个国家。防火长城外的世界冲击着他从小在中国被灌输的爱党爱国教育。
“我出国以后才发现，这个世界跟我在中国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武汉，政府把住宅楼门焊死，让人们在里面挣扎求生的视频让他破防了。
“那样的封控，那样的惨无人道，一下子我的心崩溃了，”他说。“我公开指责习近平，说他是草菅人命。”
当年6月，警察来到了他的家门。7月，他以船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货船，跑路了。
在天朝，多一分都是煎熬
“再也没有什么比全家离开天朝更得意的事了！”、“这个国我多呆一分钟都是煎熬。”……
2022年8月25日这天，张雷一连发了15条推。
这天，他带着妻子、三个孩子从厦门出关，飞往泰国，两个星期后，持投资移民签证进入美国。这纸签证他等了八年。
现年52岁的张雷在北京做过IT业产品经理，也曾自己创业，“捣鼓点好玩儿的东西”，他赶上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相对自由的黄金时期，政府的监管还没有来得那般反复无情。
“互联网为什么那时候创新那么多，就是政府不管嘛，”他说。“现在它什么都管，我们就不知道能做什么。”
2012年底习近平掌权以来，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愈演愈烈，波及各行各业。过去两三年中，“动态清零”政策更让国家机器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年前，张雷就觉得中国的气氛变得诡异——全世界都在逐步开放，与病毒走向共存——唯有中国是个例外。
“在国内，你就是近似于坐牢的状态，处处受监控，处处受检测。我孩子的学校基本上周周要汇报，就跟牢里头汇报管教（一样）， ”他说。“我反正觉得这个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反正觉得这个不是人过的日子。”
铁拳之下，无人幸免
在上海的的家中被封控了三个月后，25岁的莫丽玲也觉得忍无可忍了。明明大家足不出户，日复一日核酸检测，为什么小区里还冒出那么多阳性病例？
莫丽玲开始拒绝下楼做核酸。居委会的人每天来用力敲她的门，用大喇叭在楼下大喊她的名字。
不胜其烦的她忍不住和他们争辩：凭什么要天天做核酸？为什么要天天做核酸？红头文件在哪里？谁规定每天要做核酸？
怼他们的时候，莫丽玲觉得痛快，出了一口恶气，可事后，想到这些掌握着公权力的人可能会针对她这个小老百姓，她就感到异常恐惧。
“很怕很怕，非常怕，巨无敌怕，”她对美国之音说。“那种心理上的压力真的是让我受不了。那一刻我就觉得不行，我非走不可，我一定要走！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10月的一天，莫丽玲通过落地签“润”到泰国。 走在街上，再没人警告她戴好口罩，再没人每天追着她做核酸，她觉得自由真好。
九年前“润”到德国的人权捍卫者刘德军近来开始在网上做移民咨询，希望帮助更多“润者”。他对美国之音说，经历了上海封城，很多人就清醒了。
“以前就想着可能灾难只会落到别人头上，”他说。“现在一看不管是谁，甚至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郎咸平的母亲，就是因为封城不幸死于非命。“他们都不抱幻想，不认为自己可以幸免于铁拳之下。”
他们都不抱幻想，不认为自己可以幸免于铁拳之下。”
再不走就是待宰的羔羊
5个月前，王军（化名）也从上海“润”到泰国。彼时正是上海封城期间敏感的当口。浦东机场海关在最后一刻放行，他觉得像是遇到一位枪口抬高一寸的柏林墙卫兵。
现年48岁的王军是一名投资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一个知名的高考之乡，凭借寒窗苦读，进入顶尖大学，后进入外企工作，也曾外派美国。他没有留在海外，因为在那个世纪之交，他觉得中国的前景光芒万丈。
十多年前，王军成立了自己的股权投资公司。用他的话说，“专注扶植中小型民营企业上市，管理基金的规模曾达数十亿人民币”。
不过从2017年起，他感到这场资本狂欢的浪潮开始退去——经济放缓、国家管控加强、民营企业的日子如履薄冰，如今一切更到了覆水难收的境地。
“中国把疫情扩大化，导致很多企业在过去两三年中遭受了很多磨难。总以为今天是最难的一天了，明天会好，结果发现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差。” 他对美国之音说。
2021年，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当局将矛头对准中国最富有的一些企业家。他们中不少人已经辞去公司高管职位。那些敢于质疑、挑战当局的人被投入监狱。
王军意识到，自己只是“财富代持者”，口袋里的钱不是他的。官家敲一敲门，你就得乖乖把钱交出来。
“想通了以后，再不走，那就是待宰的羔羊，”他说。
“想通了以后，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是待宰的羔羊，”他说。
中国的大款们一早就慢慢把资产转到海外， 这早已不是新闻，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对美国之音说。
“那些有钱人，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国内的产权没有绝对的保护，”他说。“基本上党就可以推翻任何法律的所有障碍。法院里面都是党委来控制的。”
彭博社7月的一篇报道援引投资移民咨询公司恒理（Henley & Partners）的估算，大约一万名中国富人想在今年内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的资产。这将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财富和人口外流。
我对中国的期望全都变成泡影
采访中，润者们还讲述了更多令他们幻灭的理由。
前媒体人赵兰健说，政府的言论管控，对公民行为的约束之残酷，让他对中国原来的期望“全都变成了泡影”。
年初，江苏徐州一位脖子上拴着铁链，锁在无门棚屋中，被拐卖后生下八个孩子的女性牵动了海内外数亿中国人的心。 赵兰健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去云南怒江探访了一名男子。他是中国官方认定的“铁链女”小花梅的舅舅。
这名男子否认他的外甥女是官方所称的“铁链女”。赵兰健把这段视频发布在互联网上，希望为官方查找“铁链女”的真实身份提供线索。等待他的却是徐州警方的跨境追捕。
6月，在经历了国保的几番审讯后，赵兰健匆匆逃离中国，经由马来西亚“润”到美国。
身为人父的赵兰健说，他相信那些抓捕他的警察也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人拐卖，强奸20年，生下八个孩子。
“这样的事情已经碰触了全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人伦观的最底线，”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我们这个社会一旦要是对这样的事情都含糊其词的时候，都要出五份自相矛盾的政府公告去掩盖和解释的时候，在我看来太恐怖了。”
习近平拿的是毛泽东的老剧本
10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以霸气姿态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任期。
自那之后，人在加拿大的李宁就不断收到“墙”内朋友的短信，询问他如何跑路。
李宁是6月抵达多伦多的。从三年前武汉封城起，这位36岁的前国企员工就铁了心要“润”。
被封在黄冈电厂的日子里，他觉得死亡变成一种非常具象的东西向他迫近。他像是被一条巨蟒扼住喉咙，夜里会无数次被噩梦惊醒。 那三个月里，他长了很多白头发。
一解封，他不顾父母反对，卖掉了本要用来结婚的公寓，开始申请留学。
李宁喜欢看书，他对美国之音说，但凡了解中共建政后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习近平拿的就是毛泽东的老剧本。
“供销社什么的，都是原来搞过的东西，无非就是把主演换了一下而已。”他说。“以后的日子你也看得到头了。历史总是在循环的嘛。早点出去你损失就越小，你越到后面的话你损失可能越大。”
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润”到美国一个多月后，在西雅图的家中，张雷通过互联网看到习近平志得意满地在二十大的主席台上落座。
尽管这一幕并不意外，他还是不由感慨，“这一刻，就是棺材板上钉下的最后一颗钉子”。
不过，让他恐惧的不是谁当政——在他看来，谁当政都一样——而是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所喧嚣的大一统思想，所弥漫的好战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一年来，台海局势阴云密布。继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后，北京又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我们家孩子已经17了，马上就可以当兵了。” 张雷说。“我第一个担心，会不会当炮灰啊？会不会送到战场上去？”
他告诉美国之音，逼着他把全家人带走的原因，说到底是他“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对这种极端事情的恐惧”。
让猪治国，只会加快覆灭脚步
在澳洲移民中心被关押的梁海斌说，他倒是庆幸习近平获得连任。
“给一头猪去治理中国，只会搞得中国老百姓民不聊生，”他说。“当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那也就是中共这个暴政土崩瓦解的时候，只会加快它覆灭的脚步。”
就在他通过Skype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一天后，一场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抗议运动席卷中国。
三年极端防疫政策让沸腾的民怨冲破临界点。人们手举白纸表达抗议，一些城市的抗议者更罕见地喊出“反对独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12月初，中国政府宣布放松疫情管控政策。一夕之间，隔离设置拆除了，大白撤离了，很多公共场所也取消了核酸检测规定。戏剧性的逆转让人们在高呼“自由了”的同时也感到几分错愕。
也有人问，自由真的到来了吗？连日来，官方严审网上言论， 加强警力，拘捕参与“白纸革命”的示威者。
与此同时，突然放松的疫情管控让新冠病毒席卷中国首都北京，死亡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总有朋友问未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只晓得有条件的可以润，没有条件的，只能润物细无声，”中国作家李承鹏撰文道。
在这个寒冬，中国的未来还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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