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当局主导的香堂拆迁所引发的官民对峙仍在继续，政府的决心、业主的抵抗、强制拆迁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中国房屋产权的复杂和混乱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关注。
北京当局不顾民意滔滔，舆论汹汹，执意在严冬季节推行强制拆迁，是舆情关注的焦点之一。一时间保护环境论、破坏龙脉说、依法治国论、打压高端豪强等等不一而足。
“小产权房”到底是不是违章建筑？北京政府为什么如此豪横？强行拆迁会导致何种后果？将以何种结局收场？
最近亲自前往香堂拆迁现场的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到目前为止当地政府还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方式进行拆迁。
他说：“北京市政府在啃这个硬骨头。啃硬骨头包括把带头领导的一些业主以刑事拘留的方式抓了起来。目前我看到的是几台大型拆迁机械已经进入到了香堂村的最里面，由内往外、由深向外拆，目前是这个状况。应该说看不到有效的抵抗。现在香堂村是被保安给封锁起来，大部分业主还是有进出的自由。但是有一片很大的区遭遇了断水、断电、断气、断暖等等。但是其他业主现在似乎陷入到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的状态当中，谈不上什么有效的抵抗，但是目前是一种半僵持、缓慢拆迁的方式进行。拆迁并没有快速的大规模进行，而是一两台钩机在作业的方式，这个效率拆洗下去我们可以想象，效率相当低，拆迁的进程会很长。似乎即便是拆迁的北京市政府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它拆完，似乎是给各方看的一个拆迁队面子工程。”
纽约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表示，中国农村的小产权为题一直不明晰，没有清楚的界定。这为当局采取行动埋下了伏笔，而且最高决策层也需要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他说：“农村这一块的产权一直是不明晰的，过去是禁止流通的。以后慢慢的有松动流淌，但是并没有界定。所以我看香堂村重要的来源，上个世界90年代，那个时候正是中国产权最不明晰的时候。所以当时的村政府他们就为了带来引资，把外来的人招进来，房屋的建筑。在当时情况下，我觉得并没有明显的违法。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讲清楚，宪法上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所有混乱的一个来源。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在看这个问题上面通常割裂开来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违法法治原则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它现在违法，但是违法是谁违法呢？实际上是政府违法，要说那些私人违法，首先是政府违法。每一届政权完全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不能说北京市政府不承认昌平区政府，不能说昌平区政府不承认香堂镇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就混乱了。我们用一个有效的例子来比喻，比如你坐航空公司飞机。我们跟国航打交道，我们并不是跟国航的一个分支打交道，它既然是个有机的组织，那各级的决策、各级的所有行为都是要有上级为它负连带责任的。不然政权是不统一的，那不如叫各个地方诸侯了。所以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如果不考虑自己政权在当初所做出的错误决定，仅仅是对现在屋主进行所谓的强迁，这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民法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叫‘善意取得’。对这些屋主来讲，他们当初并不知道政府是违法的。”
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香堂拆迁会带来相当的政治代价。
他说：“我相信对香堂拆迁会有相当的政治代价。之前我刚才也谈到，从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伴随着拆迁，主要是针对农民，针对城市的贫民人口。2017年是针对南城的北京京郊周围的农村、城中村等等所谓低端人口，这些在市政看起来是社区毒瘤的、混乱的，外来人口集中的一些社区，在我住的周边就有都被拆迁。现在香堂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国内舆论关注是因为它的主要人口，有3800多座别墅。从一开始它的构成主要是由空政、海政的退休军官，实际上主要是师一级军官，他们被香堂的别墅政策吸引在当地买地，然后自己用退休金盖了房子。其实这些师级军官资产很有限，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享受到后来的军改的一些更高的福利。他们在北京市内虽然也有住房，大多数确实香堂是他们第二套住房。但这是他们仅有的资产。他们在市内的第一套住房往往标准并不高，而且很大程度是让给了子女等等。所以在香堂逐渐形成的一个好的气氛当中，吸引了北京文化界的，甚至北京之外的文化界的一些人，包括昌平高校的一些退休教授到这里来买，做为一个退休养老房。这种趋势曾经被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而且这个模式在过去几年还被推广到全国很多地方来建设类似的退休的美丽乡村、美丽小镇。其实香堂在改革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剩下的只是说是不是大产权的问题，是不是被国家承认的问题。但是目前他们以为他们是北京的红色精英人口、北京的老干部，但是未能逃过这一关。”
法律学者虞平表示，香堂拆迁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一个根本性的法律问题，那就是中国最高层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
他说：“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我能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大家叫好的心理。因为看到有特权的人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也被打击了，他们感到心里很痛快。好比反腐败一样，你把官员关起来，老百姓拍手称快。至于这个官员是不是真的是贪污，这不是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中国很明显一个情况，就是超越法治的行政权力，或者是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它是不受法律制约这样一个情况。你如果看在各地做的决定也好或者强力推行的行政命令也好，多数都是超越法律的。它如果真的是在法律范围里面进行的话，我觉得它要允许在权力之下运作的那些人和团体去诉诸法律。应该让法院成为一个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一个法治的基本保证，它能够公平地根据规则来处理、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现在在你看中国行政诉讼是最难的一个诉讼，为什么？行政权太大，它是超越法律的一个权力。党的权力更不用说了，它是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它在法律以之外运营。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现在要实现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当行政权专横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律来约束它的时候，这对一个国家，对任何人都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大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